在清末，梁启超研究韩国灭亡史，不是为了成为这方面的史学专家，而是以史论政，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寻求动力与压力。他关注近邻韩国的命运，目的就是希望清政府以韩为鉴。“殷鉴何当远，周行亦匪赊；哀哀告我后，覆辙视前车。”[49]梁启超在说明其之所以要探究韩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得更清楚：“昔汉陆贾作新语，意在推论秦之所以亡，以为汉戒。一时方闻之士，若贾山、贾谊、董仲舒，其所著述，指引秦事，词并危切。汉世鉴之，赖以小康。窃附斯义，次论朝鲜灭亡之原因，以告我后、我大夫百执事暨我邦人诸友。”在具体分析韩国灭亡的原因时，梁启超着重指出关键在于韩国是专制国，而不是立宪国。“朝鲜灭亡最大之原因，实惟宫廷。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不肖，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牵一发以动全身，致全国亿兆悉蒙痡毒。征诸我国史乘，其覆辙若一丘之貉，而朝鲜则其最近殷鉴之显著者也。”虽然韩国也曾标榜改革，如练新军、立宪法、改官制等，正如清政府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一样，但是，在梁启超看来，这些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具体操作敷衍塞责，并没有实际的效果。“朝鲜于四十年前，已知练兵之为急，尝改革兵制，请外国人为教习矣，而其所发军饷，乃至杂以泥沙，故所练者不久旋溃。我国何如？甲午以后，韩皇尝率群臣誓于太庙，颁布洪范十四条矣，考其条目，视我之宪法纲领九年筹备案，尤为体大而思精也，而一誓之后，其君若臣，即已渺不复记忆。我国何如？尝大改革官制矣，建所谓一府八衙门者，名称悉仿日本，日本政府所有之机关，无一而缺也，而据当时游韩者记载，惟见有巍巍广厦若干所耸立汉城中，大榜于门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无一文牍，大臣会议，则惟围坐一桌，烟气弥漫，游谈无根，无一语及政务也。我国何如？略举数端，他可隅反。”他对韩国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励精图乱，发愤自戕而已。”[50]显然，梁启超痛斥韩国的假改革，其命意所在正是为了批评清政府的假新政、假立宪。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梁启超所期待的是清政府能够以韩亡为鉴，而将预备立宪推向正轨。
另一立宪运动的重要领袖康有为，也曾在日本于韩国建立“顾问政治”之后，写有哀朝鲜诗，有谓：“八道山川磨逻青，旧封箕子不神灵。夏商血属惟存汝，晋楚干戈可有名。保护有人宁遣使，太平无事可裁兵。汉阳姬氏如今尽，抚鼎摩沙目不瞑。”[51]该诗在谴责日本阴谋灭韩的同时，既有对韩国灭亡的哀惋，也有对清朝命运的忧虑，哀韩亦有自哀之意。正如《大韩每日申报》所谓：“康南海之诗意，一以吊韩人，一以吊清国。”韩国与清朝有唇齿相依之势，“韩国之不保，岂非清人之深耻？清国之不振，亦非韩人之大惧耶？”[52]确实，这“清国之不振”与“韩国之不保”的现实及其间的微妙关系，正是康有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楚。后来，康有为还上书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日本急行宪政，“故三十年之间骤致霸强”，“缅甸、安南、高丽地与欧国等，以不早变，遂以致亡”。他希望摄政王以此为鉴，速行立宪。[53]康有为在吁请速开国会时，特别强调了日俄协约以瓜分中国的背景。有谓：“顷闻日俄协约，有分割黄河、攘夺蒙古、监理财政之说，薄海震动。”他认为，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太长，“迟是乎，日俄夹至，他国并兴，虽开国会，压于强兵之下，亦无济也”，因而建议宣统三年（1911）即开国会。[54]
其他立宪派人士也有相同的理念。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日本灭亡韩国史，但他们在主张实行立宪与呼吁速开国会时，也多以韩国为鉴，或以救亡图存为标的，而着重关注日本侵华而导致的民族危机。杨度认为，中国在列强环伺进逼之下，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能自立则存，不能自立则亡”。如何自立？关键就在于建设立宪政体。“惟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斯对于内对于外，而皆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中国如能自立，则不致再有覆亡之忧。否则，中国将难免灭亡的命运。“中国虽欲为无形之亡国，如印度、如埃及、如朝鲜者而不可得，惟能如四分五裂之波兰耳。”[55]张謇在吁请速开国会时，特别强调了日本侵占朝鲜并进而渗透中国东北地区的背景。有谓：“日人之图统监中国，则于其大隈重信饯别伊藤博文统监朝鲜时昌言之，亦见日报。彼时我国人民稍有爱国思想者，即相与扼腕愤叹，而闻我政府及政界要人，则以为是特空言而已，未必果有是事。今年则日人占筑安奉铁路发见后，又有占及吉长之说。”在他看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速开国会。有云：“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56]随后，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并没有达到宣统三年（1911）即开国会的目的（详见下文）。日韩合并后，张謇在筹议挽救东三省危机时，颇有感慨地说：“惜我国会未成，全国人民无一总机关。”[57]显然，立宪派意在加速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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