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是如何谋求日本美术革新的呢?他在明治二十四年东京美术学校的讲义中说：“如果美术仅乃快美人心之物，非使用所求，那么美术不外一技艺而已。我辈不能赞成之。美术自身应于精美之l司时，能与当时之最高宗教、最高文学相伴。否则不可谓真正之艺术。”明显地排斥“为美术之美术”。就是说，他在此所主张的“实用”，是与“为美术之美术”所代表的技术主义相反的概念。在里头的思维方法，不仅与内村的文学观相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内村的宗教观本身相呼应。当然，并不是说内村在与艺术平行的意义上排斥“为宗教之宗教”。但是，内村所主张的第二宗教改革(反对安居于传统和制度的自我充足性上的既成基督教教团，以“无教会主义”与之对峙)正是对“为教会之教会”的批判。内村反复指出，宗教的绝对性一旦转化为教会制度的绝对性，就会一方面走向宗教的守成主义，追随权力和财富等俗的权威，并对之妥协。另方面会表现为对异教未开国施行的、赐与“文明”恩泽的伪善传教活动。这种教会至上主义只会产生宗教家的职业化，而立足于福音的纯粹信仰，才能发挥出宗教本来意义的“实践”机能。内村从卡尔文思想的影响以及明治来日传教士的实际状态中理解了这个重大问题。通过以上的阐述，大概已解明了三位思想家各自职业的基本姿态和构筑方法中内在的共同性。
二
上面以三位思想家类似的时代环境为背景，分析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课题，以及从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的作用中发现了许多相并列的要素。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对这三个人之间的个性、思想、生活方式的巨大悬隔视而不见。在此无法逐一比较他们的不同点，只以举例说明的形式，在他们思想相互交错的层次，寻找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反应所导致的思想史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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