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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_丸山真男(福泽、内村、天心——欧化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 第(6/9)页

明治二十五年,内村在《六合杂志》中写了《日本国的天职》,曾经乐观地认为,日本应充当把“器械的欧美”介绍给“理想的亚洲”,以进取的西洋开保守的东洋的媒介作用。但大正十三年再以同样题目执笔时,他把日本的将来仅仅寄托于使正在被世界抛弃、在世界中渐渐衰颓的基督教复兴。他认为,日本实现这个使命,真正兴隆之时,应是即便不到达亡国,亦是抛弃了第一等国地位的时候。在这里,与明治三十年代一样,他的基督教内面更新意识与“兴国”意识依然紧密结合着。但不可否认,他过去那种爱国主义的政治性社会性因素已明显地后退了。在反政治的能动性逐渐向非政治的谛观转化的过程中,一个劲地朝宗教的“激进主义”亢进,这正是内村使命观的性格。

如果说福泽是彻底的散文精神持有者,内村也许本非所愿也是个诗人的话,那么,天心可以说是从生活态度到构想方式都是彻头彻尾的诗人。前面说过,天心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与启蒙的理性精神相关,另一方面则渗透了浪漫的情感。不仅如此,在他那政治浪漫主义的逻辑中,早就显示出了特有的陷阱。他的亚洲主义深处所潜藏的是审美的性格,同时是直观的性格。天心与同时代的内村一样,以“器械的西洋”和“理想的东洋”作为看问题的图式:但是,内村的“东洋理想”的含义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性存在。而天心的“理想”的核心毕竟是“美的存在”。当然,天心并不是在与宗教对立的意义上讲东洋艺术,相反地,他是强调东洋艺术的宗教性。重要的是,他的宗教概念本身根本上是审美性的,或者说是在审美性的制约下的。当天心把东洋的特色定义为“对终极性和普遍性的爱”时,其所指的终极存在只是不知自我与非我之根本分裂的单一状态。它与那种一边与“世间”对立,一边影响“世间”的预言者,或与卡尔文主义的伦理正相反。虽然存在于“世间”,却通过冥想和恍惚与宇宙结合,从而超越“世间”,这才是他的“理想”。其神秘主义与审美精神在此意义上是一张纸的两面。内村与天心对近代科学思考法理解上的差异也源自于此。这里所包含的意义已超出内村是水户学者,天心是艺术家等表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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