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浪漫主义是在对革命自我意识所带来的革命现实产生幻灭后，飞回到世界历史中，通过把过去的时代或人物理想化，反过来寻求自我丧失的挽回，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假如自我丧失可以通过飞回历史来找到危险的摆脱，那么历史必须是能给自我提供安定感的存在。所谓能提供安定感之存在，一方面是过去伟大的具有个性的“人物”，一方面是能在转变的历史中持续下来的“精神”。浪漫主义者要从历史中选择这两者。这个选择毕竟是由现在的自我、在现在的时点进行的选择。这样，浪漫主义者的“精神”中，一方面是要抛开来自历史的紧迫感的强烈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使自己与历史形象合一化的冲动意志，这两者交错成一个激烈的旋涡。天心热烈地拥护东洋和亚洲的历史与传统，但同时告诫人们说：“历史的同情心在践踏我们美的鉴赏力”，主张“艺术只有能与我们交流的时候才具有价值”，“在对古人表示一切狂热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可能性不给予任何注意是耻辱的”(《茶书》)。然而，自我内部的两个灵魂的矛盾和对立并没有被明确意识，相反地，其矛盾对立是被溶化在模糊的无限定的自由感中，这可以说是浪漫精神结构的特性之一。浪漫主义是通过再次发现过去的美来把历史理想化的，这个理想化的作业便是上述特性产生的由来。美的判断与理性的判断、伦理的判断相比，对直感的依存度高得多，又因为如此，其选择受主观好恶左右的程度就相对大得多。不过，这一特点正好与要排除理性法则或伦理法则规范的制约，享受毫无“拘束”的自我的浪漫精神相符合。对历史的尊重与对历史的奔放的选择，在此是毫无矛盾地溶于一起。浪漫主义批判启蒙主义是非历史性，但浪漫丰义与启蒙丰义的历史叙述相比，要更加非历史性。它本身是以这种非历史的“民族精神”、“国民性格”为材料铸造成的。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自我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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