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过分析三位思想家的使命感，揭示了其各自思想结构的形态上相异，这三种形态是有“典型”代表性的。在那里，他们曾对明治初期开放性的能量支撑下的日本和日本人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确信(甚至连内村这种“亡国”的预言者也曾是那样)。又由其确信产生出对“现状”的深刻忧虑，进而由意识到“课题”实现之困难而产生绝望心情。这种确信与忧虑、绝望不断地交错，使他们的爱国呼吁总是长短两调双重旋律同时弹奏，其与之独特的文体相应，形成奇怪的魅力吸引住听众。他们的社会发言，奇妙地表现出一致的风格——处处充满倒逆说法和冷嘲热讽。这个风格也许与上述矛盾心理的交错相关。然而，即使三人如此类似，当我们观察其倒逆说法和冷嘲热讽的结构时，又会发现三人的对立。先看福泽，在权力的牵制和价值的均衡问题上，他认为德川时代比明治时代更具有自由。他对日本的现状作了这样的判断：“日本国之人心，有动辄凝于一方之弊。……极端地偏于其所好，极端地反对其所恶，……一旦所奔之直线方向忽然中断，亦不许前后左右有些少余地，暗于变通流畅之妙用。”(《社会形势学者之方向》《时事新报》明治二十年，一至四月)出于这种判断，他尖刻地指出“僧出于俗，比俗更俗”。他那要打破“集中化型”思维方式(惑溺)的“战略性”思考，始终在深处起着作用。内村则与之相反，他说道：“我辈厌恶迷信。但与近代人之基督教相比，迷信更可爱。迷信至少诚实也，全力奉献也。此与近代人之宗教兴趣相比，天地之差也。”(《文学者的基督教》，圣书之研究，大正九年五月)内村的这个倒逆说法，是预言者达到绝望和愤怒之绝顶时发出的一种慨叹，这里面完全没有“嬉戏”的因素。再看天心，天心有这么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茶书》)这与其是倒逆说法，毋宁是鲜明的讽刺，典型地表现了在颓废与紧张中无限地保留自我的浪漫派的冷嘲热讽。总之，在这三位思想家的“哲学”相异中，都深深地刻有各自不同的构想方式。有一点值得注目的是，他们是在深刻的危机感中，不约而同地把倒逆说法和冷嘲热讽作为危机的解毒剂的。这一点，与单纯为炫耀自己才气的“逆说爱好家”迥然不同。
福泽提倡的“独立自尊，在某种意义上与天心和内村的信条、现实生活态度相通。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股孩子般的纯真直率气。他们不善于摆出傲岸的姿态，而是毫不隐瞒地把自己的弱点暴露于人前。福泽和天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为世人所知的，但夸示“自己为武士之子”的内村其实也不例外。比如当中江兆民被医生宣告了死期时，写下了著名的《一年有半》，内村得知后，在给成泽玲川的信中写道：“我没法做到那样。如果是我接受了医生这种宣告，我也许会痛哭一个通宵，并作祈祷。”(《回想的内村鉴三》)福泽把自己对甲午战争的胜利尽情欢庆的样子原原本本写在《自传》中，还不至于那么令人奇怪。但是，甲午战争前后热烈高唱反战论的内村，当接到旅顺海战的捷报时，也禁不住说“三呼万岁之声响彻四邻”，给山县五十雄写信，描绘了自己的喜悦心情(同上)。内村虽说也是明治人，但这与他在此之前的言论行动相比，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对照。内村在接近晚年时写下了《关于矛盾》一文《英文》，圣书之研究，大正十三年八月)说道：“诗人瓦尔特·惠特曼说过，‘我有很多矛盾，因为我大’。诚如所说，神是最大的存在，所以神具有最多的矛盾。他爱，他亦憎。爱的同时又如烧尽了的火那样冷。他的真正的孩子也永远与他相像。保罗、路德、克伦威尔等人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在此，内村其实无意中在说他自己。以观念思考问题的内村都是这样，那么要在坚持根据状况作发言的福泽那里，或者在浪漫的诗人天心那里找出相矛盾的命题就更加容易了。然而，正如完全没有挫折的人显得缺少些人的魅力一样，像形式逻辑教科书一般完美井然的思想，不一定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思想。如果仅仅是无数设想的单纯排列，那么不管其包含的设想如何崭新，其思想也难以产生出独创性。在上述三人的言论和行动中，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充满矛盾并执拗鸣响的基调，宛如某种不可言状的东西代替了他们的矛盾，并给予他们的生命力一种活力和紧张感。通过最突出的个性来揭示最深奥的普遍性的思想，是最有学习价值的思想，但同时也是很不容易学习的思想。在最“像”思想家的思想家模仿者中，往往最能产生具有思想家“派头”的思想者。希拉曾叹惜说：“灵魂说话与否?阿，灵魂已不说话了。”当思想被人们从思想家的骨肉中分离出来，被作为“客观形象”来把握的瞬间，便开始“独自”(译者：指脱离了主体)行走。如果它进而受到思想模仿者称赞和崇拜，那它本来所内含的紧张就会松驰，它的棱角就会被磨得圆滑，它那充满活力的矛盾就会被强行“统一”。或者因它的某个侧面被继承而使它丧失原有的活力，从而变得僵化。内村在他的遗稿中说：“我不是今日流行的‘无教会主义’。”(译者：“无教会主义”被认为是内村主义的象征)假如福泽和天心能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中和战后，也许会对“今日流行的”福泽主义或天心主义感到愤怒，也许会以与内村同样的无可奈何心情发出感慨。这是所有伟大思想家在目睹自己思想的这种无法避免的命运时所表示的不满。著名的马克思不也是有同样的慨叹吗?
译自：《现代日本文学全集·51》，筑摩书房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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