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是，关于欧美学者和思想家对福泽的影响问题，本稿拟仅作简单的言及，而集中地把福泽的思想结构作为一个自我独立的整体来探讨。也许人们会对这种方法持有异议。因为在一般人的见解中，福泽是个纯粹的西方文明介绍家，他的思想不过是对欧美学者著作的翻译，并没有独创性。其实这种见解古来就有。对这种见解，笔者倒想反问其所谓的独创性具体指什么?如果说独创是指根本上全然不受前人思想的影响，从零开始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福泽自然不能算是独创的思想家。但是，世界上究竟有哪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属于这种意义上的独创呢?笔者认为：是独创的思想家，还是他人思想的纯粹介绍者，这不应根据其受他人思想影响的大小来判断，而应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把他人的思想主体地吸取到自己的思想中，应以此来判定。从这个意义上看，福泽的思想和哲学可以说的确是他自己的。比如，《劝‘学篇》是在威兰特的《伦理学原理》 (“ElementsofMoralScience”)的巨大影响下形成。又如《文明论概略》是以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enEurope”为蓝本的。关于这一点福泽本人也是承认的。但是，受基佐和巴克尔影响的不仅是福泽谕吉，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几乎都是以欧洲这些历史家的著作为共同土壤的。如加藤弘之、田口卯吉等。那么为什么福泽的思维倾向会产生出其他思想家所没有的独特色彩呢?关键的问题在于，福泽是完全根据其西方学者所在国的国情和所处时代的现实来内在地理解其学说和史论，从而将之变成自家药箱中的药物，将之完全溶进自己的立场中的。只要我们仔细地对照研究彼此的著作，我们将能发现并承认福泽的这一特点。当然，这种对照研究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题目，宜留待别的机会讨论。本稿在叙述过程中，如果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牵涉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也将仅在注里作说明。
一
福泽众多的著作和言论，几乎都是对具体时事问题所作的论述，纯粹的理论著作只能举出《文明论概略》。虽然前言中说过，本稿的考察方法并不拘泥于福泽的思想是否正面地以理论的形式表现，但因为《文明论概略》是最鲜明地表现其基本思维方法的著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拟以此著中对思维方法的分析作为线索，从而深入到他的思想结构的内面。
《概略》（1）是以这样一句话起首的：“轻重长短善恶是非等字，产生于相对的思考。没有轻不可有重，没有善不可有恶。因为，所谓轻只是与重比起来相对地轻，所谓善只是与恶比起来相对地善。若不是两者相比较，就不可能谈论轻重善恶。像这样通过把两者相比较，确定下来的重和善，叫作议论的本位。福泽《劝学篇》中起首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盛传于天下，几乎成了福泽主义的口号。与之相比，上述《概略》的起首语却不大为人所知。《概略》的多数读者一般都是从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的”开始往下读，而把以上述起首语开头的第一章作为无足轻重的开场白而忽视过去。大概因为如此，人们从来不去反思以下问题：这句起首语在福泽整个思想结构中具有何种意义?为什么福泽在对时代作出积极的主张之前，要说明“确定议论本位”的必要性?实际上，这第一章是为《概略》中展开的各种论点埋下伏笔的。《概略》的劈头命题，正如“天不生人上人”是《劝学篇》整个精神的压缩表现一样，它是贯穿整部著作的、福泽的思维方法的最简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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