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最广义的范围来解释，这个命题可以归结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主张。在福泽看来，关于事物的善恶、真伪、美丑、轻重等价值，并不能就其本身而孤立地下判断，必须在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判定。我们所面对的具体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真理或绝对的善。我们只不过是在进一步的善与更甚的恶之间、进一步的重要与更不重要之间、进一步的“是”与更大的“非”之间作选择。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这种不断地比较与思量之上的。因此，不应把价值这个东西看成是内在于某事物的固定性质，应该看事物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下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而定。如果离开具体的状况．抽象地争论善恶是非，那么只能是空发议论，毫无意义。比如，“城郭虽对守者有利却对攻者有害，敌之得是友之失，往者之便利是来者之不便。因此，谈论利害得失时，必须先决定所要指向的目的。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是为敌还是为友?总之必须先把目标定下来”(《概略》卷之一)。所谓确定议论的本位，就是这样地把问题设定在具体的状况中。
这种思维方法与《概略》的核心主张是如何相关联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马上论述。不过在此还要先说明一下，把价值判断与具体状况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并不是指当时当地的偶然主意，而是指福泽的思维方法中支配他的思想反复变动的根本主题。比如，《劝学篇》第十六篇中说的：“人的行动不可以没有规则，要行动就必须察明其场所和时节。例如道德的话题是很可贵的，但在宴乐的**突然进行道德说教，只能招人取笑。”又如《概略》里说的：“谈论事物的得失、方便与否，不能不考虑时代和场所。方便于陆上奔跑的汽车到海上则不便，昔日便利之处对于今日已不便利，而今日极其便利之物往往又不可施于昔日。若离开了时代和场所来作议论，大概任何事物都是便利的或者都是不便利的。”(卷之四，第七章)“试看天下事物，若仅就其本身而论，无一不为是，无一不为非。节俭质朴虽貌似野蛮粗暴，却是应对每个人提倡之品质。秀美精雅虽貌似奢侈荒唐，但为人民的生计而谋则需要日益走向秀美。国体论之顽固对于民权似大为不便，但对于巩固政治中心、维持行政秩序则大为便利。民权兴起的粗暴论虽对立君治国大有害处，但用于扫除人民卑屈的恶习则极其便利。忠臣义士之论、耶稣圣教之论、儒者之论、佛者之论，说其愚则愚，说其智则智。故只能是根据其所施之处来判断其是愚或是智。”(卷之六，第十章)以上论述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离开时代和场所(situation)不能决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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