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并不是抽象地提出上述命题的。他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具体论述，几乎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现实状况而写的“处方”。因为福泽的论述方法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无视他所针对的具体状况，就不能真正理解福泽的思想。他是按照一定的具体状况来确定具体目标，然后在这种目标下作出他对事物的价值判断的。因此，随着状况的变化，和与状况相应而发生的目标变化，他对同样事物的价值判断也跟着变化。假如无视福泽的这一特点，排开背后的具体状况，只看福泽表现出来的言论，那么，要从福泽那里找出奇怪的自我矛盾是很容易的。人们往往只以福泽的某句名言来构成福泽整个形象，于是在忽然遇到福泽的其他侧面时，便会觉得他不可捉摸。例如，福泽曾经说：“在正理面前，对非洲黑奴也应表示敬服，在正道面前，对英美的军舰也应无所畏惧。”(《劝学篇》)在此，他强调了国际关系中道理规范的力量，给人一种理念主义者的印象。但过不久，他又说：“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大炮弹药往往不是为主张道理而造的，那是制造无道理的器械。”(《通俗国权论》)流露出马基雅弗里的口吻。福泽曾多次说过：“文明男子的目的在于赚钱。”所以国粹主义者认定福泽是“拜金宗”，但当国粹主义者读到他的《瘦我慢之说》(译者：这里的“瘦我慢”指武士传统中具有韧性的忍耐精神)时却又惊又喜。福泽一方面认为儒教是脱离任何时代现实的观念说教，另方面则强调说儒教与周代的社会结构非常相符。他一方面把德川体制作为权力偏重的典型来排斥，另方面却又将之作为使社会各种力量取得平衡的重要因素来赞许。对以上这些论述，如果仅就其论本身来考虑，他的说法很明显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在福泽那里，这些都是受实践中的一定目的所规定的、有条件的、加有括弧的认识。因此哪个说法都是正当的。比如，他在指出德川体制是典型的权力偏重社会的时候，他是把欧洲的近代市民社会作为比较对象，以揭露造成日本落后的根源——压抑和卑屈为具体目的的。而他在述说德川社会最能取得诸权利的平衡的时候，却是出于实践的另一种意图，即明治维新后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时，经济、教育、学问、艺术等一举聚集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对这种倾向福泽要表示抗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德川社会中，政治权利(幕府)与精神权威(皇室)以及经济权利(商人阶级)各自分担不同，并且政治权力内部有复杂的牵制力。从社会价值分散化的意义来思考，确实有优于明治绝对主义体制之处。福泽作出这种论述也不足为怪。可见，即使光讨论德川社会是不是专制时代这个问题，福泽也不会对这个制度本身作绝对的回答，而只会回答那个制度与什么比相对地专制，与什么比相对地自由。因为按他的思维方法，在某种角度下也许可以说是专制，然而一旦改变角度，也许又可以说是自由。究竟应从什么角度来看，这要根据当时当地具体状况中的实践目的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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