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的《概略》里，在他倾全力描绘的新日本建设命题中，处处贯穿着这种相对地、有条件地看问题的性格。因此，对这些命题，我们不能抽象地、绝对地理解。《概略》的现实课题可以归结为其第二章的以下一段：“在当前的情况下，日本人的义务仅在于保护国体一条。所谓保护国体，即不让自国的政权失却；为不让政权失却，必须推进人民的智力。为此要实行的项目甚多，但在推进智力的道路中，第一之急需，是一扫旧习的惑溺，吸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就是说，他的现实动机在于“保护国体”。所谓保护国体，即由日本人自己决定日本国的政治。福泽认为，不管皇统如何连绵不断，若是政治的决定权离开了日本人之手，就是国体丧失。他当时最切实关心的是，在国际竞争的舞台里如何确保口本国民的独立的问题。在日本面临的具体状况中，“向欧洲近代文明学习”是被作为解决危机的“工具”而提出来的。因此，福泽一生所欢迎的欧洲近代文明，决不是指欧洲近代文明自身的绝对目的或绝对理念。在福泽那里，近代文明的妥当性是用两个括号相对化了的。第一个括号是，欧洲文明的采用是为日本确保对外独立的当前目标所制约的。他说：“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为达成此目的之术。”(《概略》卷之六)“首先保存了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然后才可以谈文明。”(同上)第二个括号是，欧洲近代文明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的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受历史性制约的。他认为，文明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也应置于相对性的制约下。例如，半开化比起野蛮就是文明。欧洲文明也只能在与半开化相比的情况下算是文明，决不可把其视作尽善尽美之物。文明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会把今日的西欧文明视作野蛮。今天，西欧文明对于落后于它的东洋诸国来讲，只不过是当前所指向的目标。从这两个制约出发，福泽通过他的各种著书，对周围到处泛滥的、抽象地绝对地美化欧洲文明的倾向展开了斗争。自始至终与那种“开口便称西洋文明之美，……似乎从知识道德之教，到治国之经济，及衣食住等小事，都羡慕西洋并效仿之”(《劝学篇》第十五编)的“开化先生之辈”作尖锐对立。福泽就是这样明确地把自己与盲目的欧化主义者区别开来。这一点近年来已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往往又因此把福泽的这种立场归结为他的爱国心和国家主义。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其实更应注意的是要了解福泽的根本的思维方法。这个问题待阐述政治形态问题时再进一步探讨。
福泽以相对的眼光看待欧洲文明，这丝毫不意味着他轻视欧洲文明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正相反。既然采用欧洲文明之事是由日本当时的具体状况所必然，那么，只要这种具体状况未发生变化，欧洲的学问与文化就应成为评判事物的最高价值基准。因此他写道：“本书全篇所论的利害得失，都是把欧洲文明定为目的的，即看其对这个文明的利害与得失。”“以欧洲文明为目的来确定议论的本位，根据这个本位来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概略》卷之一，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的确定议论本位的必要性，在这第二章便得到了运用。就这样，福泽一方面是欧洲文明的热烈传播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把欧洲文明的价值相对化。与具体的状况相应，在文明开化倾向于盲目心醉之时，他就作为其批判者出现；当复古的反动风潮占支配地位之时，他又坚决站在欧洲近代文明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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