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点，就是“日本国家的独立”是与欧洲文明论并列的另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在福泽那里属于“条件”命题。福泽在说“国家独立是目的，文明是手段”的时候，是有条件的，即这个主张不超出当时历史状况所规定的范围。福泽决不是在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把文明看作只是国家存立和发展的手段，他并没有认为离开国家，文明便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正相反，福泽没有忘记“文明”本质上是超出国家的，具有世界性的。正因为如此，他在提出了上述命题以后，马上指出：“人的智慧达到了高度，其理想必然会高远，不再拘泥于一国独立之区区小事。”并再三反复说明：“这个命题只不过是察今日之世界实态，为今日之日本所谋，应今日本之急而提出的。因此决不是永久的深远的理论。学者千万不要一见此说便误解文明的本旨，侮辱其字义的面目。”(《概略》卷之六)后来他写了《通俗国权论》，人们更加认为他是国权论者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是明确地承认：自由民权论在理论上的根基——个人主义、世界主义是天然的“正道”，与之相对，“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他是在现实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说出“我辈敢从权道”的。就是这样，他通过转弯抹角的表现方式，随时不忘阐明自己立场背后的条件性性格。有一种意见认为，福泽是单纯的欧化主义者或天赋人权论者。同时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福泽的本质完全是国权主义，认为文明论、自由论等完全是他国权论的手段。如果说前者是把福泽的条件性发言绝对化了，是不正确的，那么，后者也是在同一问题上陷入了谬误。福泽的思考是双轨进行的。他认为文明尽管是超越于国家的，但可以成为国家的手段。同时认为国家尽管能把文明作为工具，但总是要被文明超越的。福泽不断地意识着其两者的相互性，随着当日奇历史状况的变化，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当然，要凭贯穿于上述例证中的福泽对问题的区分方法来全面把握福泽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但福泽的本来面目只能通过这一点来探求。正因为他无论作任何立论，都明确地具有一定的特殊状况作背景，所以，在任何命题中他都排除绝对的无条件的妥当性。而且他总是经常地向读者暗示，在自己的有条件的立论背后，隐藏着别的立论的可能性；向读者暗示，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深奥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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