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福泽并没有因为在判断价值时总是与具体状况结合，总是使其结论置于一切认识条件制约之下，就陷入无方向的机会主义立场。正相反，他坚决排斥那种临时的、“无原理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努力把培养懂得根据真理原则来作预想和计划的人才，并把这种培养作为他“实学”教育的根本理念，关于这一点已在前稿阐述过。究竟是什么内在的价值意识，使他能不陷入无条件的相对主义和无轨道的机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将要在以下的行文中渐渐阐明。在此仅指出一点，福泽决不否定客观的真理，也不把“真理原则”看成预先已固定的静止的存在，他的根本思维方法认为：真理只有在个别状况里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我这样说，人们也许会连想起其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福泽的思想也常常被称为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的范畴很广漠，不一定能准确表达福泽的立场。确实，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功利主义的某种特征，但他的思想至少包含了历史上的功利主义所没有的思维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实在要从西洋哲学中寻找与福泽的思维方法相近的思想，最合适的莫过于实用主义了。福泽强调实际目的(议论的本位)对一切价值认识的规定性，认为“非事物本身可贵，乃事物之作用可贵”，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内在于事物中的性质，其价值是由事物对具体环境所产生的机能来决定。这样的思维方法确实与实用主义接近。他在《概略》第一章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各种没有结果的争论一经“确定议论的本位”，便能得到解决。这使我们自然地想起詹姆斯有名的松鼠的比喻。他反对“石桥铁锤的用心”(译者：意为过分的谨慎)(《福翁百话》)，说：“从盘古开天地之初至今日，整个都是实验的世界。”(《概略》卷之一)这种实验主义又使我们联想起杜威（2）。这决不是偶然的类似，实用主义正如杜威所说，是文艺复兴的实验精神(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主要因素)的直接继承者。科学主义曾一度陷进了机械决定论的泥坑，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实用主义试图通过向培根传统的复归，谋求科学主义与主体性的行动精神相结合。在前稿中，笔者曾经指出过，福泽实学的本质“与其说是把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不如说是把握了产生其成果的精神”。可见，福泽的思维方法与实用主义有明显的共同性。加藤弘之正好与之相反，他把科学进化论作为抹杀人的主体自由和人权的武器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正与福泽形成鲜明对照，忠实地继承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世界观所堕入的悲观主义。加藤与福泽一样接受过巴克尔自然科学方法的培育，但加藤把客观自然看成是压在人类之上的“铁的必然性”。福泽则把自然科学看成是通过人的主体操作而不断技术化的素材．对之抱有光明的展望。（3）这与福泽的思维方法在根本上带有实用主义的流动性不无关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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