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所强调的价值判断相对性，是与尊重人的精神的主体能动性紧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他不把价值看作先天固定的东西，而是使之随着具体的状况不断地流动化、相对化，这种思考只有在强韧的主体精神支撑下才可能成立。因为，这种思维方法需要对个别的具体状况一一作出判断，与之相应订立一定的命题或行动基准。同时又要具有充分的精神余地，能不沉溺于每个特殊的观察，站在高处洞察新状况的形成。而那种缺乏主体性的精神，往往容易被每个对特殊状况的观察蒙住眼睛，把受某场所制约的价值基准抽象地绝对化，以致直到某状况已变化，其价值基准的实践前提已失去，还依然将之作为金科玉律来墨守。从这种缺乏主体性的精神中会产生福泽所指出的“惑溺”现象。“惑溺”意味着人精神上的懒惰。也就是说，把外在赋予的基准作为万能药，安心地依靠着，这样每遇价值判断，就可以省去对具体状况的繁杂的分析。但如此一来，那些抽象的基准就会对个别行为失去渗透力，反而成了仅仅被动地顺应周围环境的存在。可见，公式主义与机会主义虽貌似对立，实际上不过是同一种“惑溺”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福泽用以批判“无原理无原则”态度的精神，同时也是他向抽象的公式主义挑战的精神。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儒教，主要批判儒教的善恶正邪等绝对的固定的对立观，指出其“以一片德义支配人间万事”，“以古之道德处理今世之人事”，“以臆断当物伦”，“使天下议论单一化”。在批判价值判断的绝对主义的意义上，福泽批判儒教的这种观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从那些乍一看像站在近代立场的文明开化论者、民权论者中，同样洞察出了“惑溺”在改头换面地表现。前面指出过，在维新后“开化先生”醉心于欧洲的风潮中，他看出了“开化先生”与保守主义者具有同样的凝固性思维。在此，让我们看看他对明治十年代的民权论者的批判：
“论者对人间活世界的状态进行臆测，将之看作是让外题预先决定好的戏剧狂言，如初幕为大序，第二段是纷失宝物，接着是恶人专权、善人受压，最后便是王莽被诛，周公获青天白日。无论看多少遍都是同样顺序。认为人事无非如此。一旦他们打出国会开设的外题时，也以认为此题所需要的无非是政府的压制和人民的抵抗两个主要点，就是说，今天我国也需像数百年前西洋各国所发生的历史那样，按这两个主要点，依照其顺序进行。似乎我们的政府也像西洋一样是数百年前的压制政府，因此，我们的人民也要像数百年前西洋各国人民一样地抵抗。如此地把日本明治十三年适用于西洋的一千几百年，就正像把预先决定为外题的西洋历史牵强地附会到日本的活世界中。这真是谬误太甚。”(《时事小言》，全集之五)
明治维新后，福泽是率先倡导民权论的，但当民权论作为国会开设运动，发展成澎湃的国民思潮时，他却意外地表示了批判，或者说轻蔑的态度。当然，关于这一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在当时民权论者的高喊声中，伴随着公式主义的巨大和声，福泽谕吉为此表示了担忧。这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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