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依存于固定的价值基准的思维方法会“惑溺”至深，有意识地使价值意识流动化的思维方法能使主体性强(福泽把后者称为“独立的气象”)。这两者决不单是某个个人的素质或某某国民性问题，而是某时代的社会风气问题。换言之，处在闭锁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意识容易陷入“惑溺”，处在动态的开放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精神自然倾向阔达活泼。反之亦然，如果人们在精神上越具有把社会的价值基准和个别的问题观察相对化的能力和阔达性，那么社会关系就越向动态发展。如果人们在精神上“惑溺”越深，社会关系便越停滞。首先，在社会关系闭锁固定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方式会以同样形式不断再生产的。这种循环出现的行为方式渐渐地与行动主体脱节，沉淀为传统习惯。其本来是人创造出来的行为方式，却像是一种自然的存在那样反过来束缚人。在那里，价值基准似乎是由传统和习惯预先赋予人们的，它划一地适用于社会的全体成员。这样，人们的思维方式自然会类型化，对个别问题的观察也易被绝对化。福泽不仅从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中看出了“惑溺”，而且看出了，本来是为实践中的一定目的服务的事物或制度，由于传统的风化作用而脱离本来的目的，出现“手段的自我目的化”的倾向，这里也导致了“惑溺”现象。比如，武士带刀本来用于乱世中护身的目的，但到了太平之世，人们不但不废除之，反而“为佩双刀不惜倾家产，……在镶满金银的刀鞘里，装的是纤细的钝刀”。这“实际上是忘了双刀的实用，带双刀只成了摆场面的习惯”，真是“惑溺”，的一个好例子(《概略》卷之一)。然而，在凝固的社会关系下，“惑溺”最集中地表现为政治的权威。在那罩，本来应为“人民的便利”和国体的保持而设的政府（4）发生自我目的化的现象，使用强大的权威，通过种种不合理的“虚威”来压服人民。比如，“位阶服饰文书言语皆设定上下规矩，人为地把君主与人民像异类似地区别开来”。或像神权政治那样，以无稽的神话赋予君主超自然的权威(如韦柏所说的英雄支配)。本来，“世上的事物并非越旧越有价值”，但政府、王朝却以长久为资本，其连绵的时期越长久，就越尊贵。其状态之甚恰如好事家喜好古物(如韦伯所说的传统支配)。这些都不过是陷入了“虚威”的“惑溺”。使君臣关系先天地内在于人性之中，这作为儒教道理的基础，其态度既是我们前面已指出过的“以臆断当物伦”的绝对化型思维，同时又是对政治权威的一种“惑溺”。
总之，通过上述思维的颠倒，政治权力不仅把物理的力量，而且把所有的社会价值集中于自己之手，从而使自己成为价值标准的唯一根据。就是这样，社会关系越是固定，权力就越集中。权力越集中，人的思维判断方式越僵化。同时，思维判断上的绝对主义又与政治上的绝对主义相辅相成。对此，福泽曾用以下格式表达说：“人类的行为越单一，其思维便越专一。其思维越专一，其权力便越偏一。”(《概略》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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