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在这一场景中反复出现了三次。语言的繁复和啰嗦有力地表现出高羊低到尘埃的自轻自贱。大凡弱者的语言才会呈现出病态性的繁复和啰嗦，相似的例子在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语言里也可以找到。
莫言小说中往往有一个充满了强烈倾诉欲望的“倾诉者”形象，他（她）的倾诉多是以演讲式的独白方式呈现的，如《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临死前那段充满了戏剧性和抒情性的华丽独白；《天堂蒜薹之歌》中复员军人站在法庭上义愤填膺的长篇辩词；《欢乐》中齐文栋对农村生活愤怒的讲述和披露；等等。此类独白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是袁宏道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的语言。“我奶奶”莎士比亚般华美的独白，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乡野村妇之口，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图干预，使得“我奶奶”的独白在浓郁的抒情性中充溢着知识分子的思辨性，但这点瑕疵反而成为莫言小说语言的特色。在作者意识无法完全覆盖人物意识的语言缝隙中，作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判断得以在语言的缝隙中显现。
莫言小说演讲式的独白源于叙述者“倾诉就是一切”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折射的则是作家复杂的创作心理。莫言坦言：“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作可以说是命定的，和他在写作前所受的全部教养及他的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之所以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过去的生活决定了我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26]
莫言富有倾诉性的语言源于他孤独而压抑的童年。物质的极度匮乏、政治的压力、少时失学脱离集体的孤独和不安，压抑了少时莫言活泼的天性和倾诉的欲望。文学不仅使他在社会立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文学更使他重获心灵的自由。莫言坦诚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只有“……在这个文学的王国里，我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饱尝了君临天下的幸福”[27]。
对于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文学的价值和虚妄都在于此：它提供了一种弗洛伊德所言的白日梦般的幻觉，满足了被压抑的欲望和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同时它又以自身的虚妄消解了这种幻觉。
二、因情成势和因情成像的语言特色
莫言的小说语言无疑是极具个人特色的。肆意汪洋、浓墨重彩、泥沙俱下、幽默戏谑、富有画面感、可感可观……这些词汇是众多评论家在论述莫言文学语言特色时经常使用的高频词汇。但在莫言丰饶多变的小说语言表层之下，涌动的是莫言对于人性和世界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之流。莫言在童年时期饱尝人间冷暖，但儒教的温良恭俭让、农耕家庭的本分厚道、母亲的护犊之爱使得莫言的心灵免于毁灭性的打击，相反这些苦难却使得他对于人性和世界产生了一种更加宽厚的包容和体谅。随着阅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莫言开始超越个体恩怨这些狭隘的囚笼，并逐渐拥有了一种超越性的哲学视野去理解、消化、升华人世的苦难。在莫言的小说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莫言内心那深刻而强烈的生命体验所汇成的一股强大的情感激流，而语言终于使得这股激流得以奔涌释放。莫言曾在笔记本上记录了鲁迅的一段语录，“我的本子上记着鲁迅一段语录（也许是他翻译了他人的），真是好极了：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28]。于是，我们看到了莫言的语言呈现出一种生命自由自在的态势，因为这是从创作者的生命主体中流淌而出的语言。莫言潜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物融为一体，以浓烈的情感创造了语言的色彩、温度、形象、节奏和韵律。
《檀香刑》是一部语言极富“宣情性”的作品。莫言对眉娘的相思之情的叙述充溢着澎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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