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斯蒂芬·茨威格的“书信体”上路
书信体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也是初学者很容易入手的文体。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即采用了书信体。此后莫言在多部小说中也使用了这种文体。莫言通过对书信体创造性地使用，深刻地挖掘出这种古老文体所蕴藏的文体活力和创造力，并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文体。
《春夜雨霏霏》发表在1981年第5期的《莲池》杂志上。小说叙述了一位少妇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痛苦地想念远在海岛服兵役的丈夫。女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倾诉了自己与丈夫的离别之苦，炽热的思念与淡淡的幽怨之情溢于言表。莫言坦言这部作品模仿了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模仿茨威格这篇小说的小说实在太多。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自己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也受到了这篇小说的影响。为什么茨威格这篇小说有这么多模仿者？我想，一是这篇小说写得感人至深，二是这篇小说使用的是书信体。书信体可以直抒胸臆，书信体可以忽略结构，书信体可以自由发挥。不会写小说的人太多，但不会写信的人几乎没有。所以，我想，像写一封信一样写一篇小说，大概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找到感觉的事。”[3]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春夜雨霏霏》无疑是稚嫩的。但它还是显露出莫言的才情和其后期文体上的某些特点，如浓烈的诗性和抒情性。书信体小说对莫言的启迪，主要在于书信体在结构上的灵活性以及直抒胸臆的便捷性。书信体的使用可以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形式上的困难，如小说结构、叙述视角等。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捷径。《春夜雨霏霏》也正因为对书信体的借鉴和使用而获得了成功。
但书信体对莫言小说文体的影响并不限于短篇。《酒国》讲述了高级侦查员丁钩儿前去酒国办案，却深陷欲望的陷阱，并最终淹死在粪池的故事。这部小说由三重叙述分层构成：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案件的经过，文学爱好者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李一斗的习作。其中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这一叙述分层对《酒国》的艺术品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是一种包罗万象式的文体，它可以如黑洞般吞食、容纳所有体裁和内容，这其中就包括了书信体。日常生活中的书信是人们进行信息和情感沟通的文体，它的“真实性”几乎是先验自证的。但书信一旦纳入到小说的文体框架内，书信的“真实性”就变得可疑起来。因为从小说本身的体裁意义上来说，小说文本空间中的所有内容都被先验性地假定为“虚构”。但莫言通过设置“莫言”这个与真实生活中的作家同名同姓，生活经历也几乎完全一致的小说人物，使得李一斗和“莫言”的书信的真实性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而李一斗在书信中时而言之凿凿，时而自我否定的虚实相间的叙述腔调，更打破了读者对于小说的阅读惯性和阅读期待，逼迫读者走出小说营造的幻觉，去思考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存在小说所描述的“红烧婴儿”的罪恶。《酒国》中书信体的使用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更试图道出：“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4]莫言在《酒国》中对书信体的使用极大地加强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力度及深度，并将批判的刀锋指向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莫言以及读者。此外，李一斗与“莫言”的往来书信也成为“莫言”侧面了解酒国官场形态、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的重要途径。某些不便在第一叙述层“丁钩儿破案”展开的情节、线索，都可以利用书信体的易于剪裁性而在书信中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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