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也同样运用了书信体。但写作《蛙》时的莫言早已不是初学写作者，他已经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将各种文体和写作手法都一一操练了一遍。《蛙》的书信体使用可谓是技术上的一次“返璞归真”。小说叙述了中国当代农村波澜起伏血泪交融的生育史。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富有挑战性的现实题材。莫言在尝试了各种形式后，最终选择了朴实平易的书信体。书信体不拘一格、散漫随意的文体特点使得叙述者可以随着意识的即时性的流动将历史素材随手拈来，自由拼接，从而使得时空成为叙述者笔下可供随意剪裁、延长、浓缩的事物。因此，书信体的使用使得莫言避免了笨重呆板的编年体历史叙述，并使其时空叙述呈现出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便捷、轻盈的特征。
此外，莫言在《蛙》中充分发挥了书信体直抒胸臆的特点。在《蛙》中，“蝌蚪”宗教式的心灵自剖和对写作意图的阐释随处可见，“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5]。
但莫言却通过设置无效的通信人，一个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进行书信交流的日本作家，瓦解了书信体带给读者的真实感，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以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纠结、矛盾、痛苦的心灵世界，以及赎罪的不可能完成性。
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的相遇
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研究莫言文体资源时两个很难绕开的名字。其中马尔克斯更是常被民众和媒体拿来与莫言做比较的西方作家。这一点从获奖后莫言作品上的广告宣传语“莫言因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与当下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就可见一斑。这句广告宣传语是对瑞典学院对莫言的赞词中的一句“Whowithhallucinatoryrealismmergesfolktales，historyandthecontemporary.”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媒体将“hallucinatoryrealism”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而忽略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对莫言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和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莫言“幻觉现实主义”文学区别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但马尔克斯对莫言早期创作生涯所产生的巨大启示依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第一句是：“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6]这句话常被拿来与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开篇做类比，“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7]
这两部作品的开头都使用了预述的手法。这一相似之处也常被用作是证明莫言深受马尔克斯影响的证据。但实际情况是，莫言直到写到《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了《百年孤独》。在《与王尧长谈》一文中，莫言提到：“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可能是另外的样子。”[8]一个作家受到的影响有时是身不由己的。20世纪80年代，大量欧美、拉美文学被翻译引介到中国。莫言作为80年代初学写作的人，必然会受到这批被集中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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