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多见这类持着“胡说八道”式叙述腔调的叙述者。他们叙述时滔滔不绝，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虚虚实实之间让人难以琢磨，但又很难不信服。例如，《月光斩》中给叙述者“我”发来E-mail的表弟。表弟煞有其事的叙述腔调使得一封日常的E-mail变成了散发着迷幻色彩的传奇故事。《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讲述了一匹狼闯入了村庄，被打死后挂在一棵杏树上，被众人围看的故事。小说中有位章大叔也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与这匹狼的故事。原来，这匹狼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远万里来到这个村庄，是为了找章大叔报仇。从常理判断，章大叔的叙述不足为信。这是一个传奇得近乎神话的故事。但章大叔言之凿凿、煞有其事的叙述腔调产生了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说服力和语言魔力，而这种魔力就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莫言小说中有很多“章大叔”式的善于讲故事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罗小通自称是一个“炮孩子”。而“炮孩子”就是谎话连篇，却能将谎话说得比真话还要真的孩子。《四十一炮》全篇就是罗小通滔滔不绝、真假掺杂、虚虚实实的讲述。而正是在语言虚与实的缝隙中，莫言有力地揭示出商业文明对农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冲击以及人性的复杂和欲望的纠缠。
福克纳对莫言的启发不仅在于虚构的文学地理、叙述腔调上，更在于福克纳的历史观念以及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上。福克纳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在写作。他作为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他的时代里，白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实生活中黑人正显示出蓬勃的力量。但他在写作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肤色和出身，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而非族群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了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乡村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这鼓励了莫言站在人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人性全部的复杂和秘密。莫言从不避讳肮脏和罪恶，他直面污浊和邪恶，他从人性的角度去考量问题。早在《秋水》和《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就试图站在人的立场来描写人性中复杂、矛盾和混沌的一面。莫言在《红蝗》中所展现出的对人性的洞察，可能是他迄今为止全部作品中最深刻最酣畅淋漓的一部。食草家族的人们是善良和邪恶、高尚与卑鄙、人性与兽性的混合体。四老妈则是其中一位。小说讲述了四老妈在与四老爷成婚后，很快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于是孤苦寂寞的四老妈红杏出墙。东窗事发之后，四老爷将其绑在驴背上，挂上破鞋游街示众。但莫言却将这一耻辱的场景描绘成富有宗教献祭意味的神圣场面。小说中的四老妈面对巨大的羞辱毫无退缩，相反，她端坐在驴背上的神态犹如菩萨端坐在莲花宝座那般庄严雍容。她的全身甚至还散发出神奇的馨香。莫言在《红蝗》中叛逆性地将一个与人通奸的妇女描写成一位饱受苦难的圣女、一位伟大的女性。《红蝗》的笔调是激越的，明显带有向传统道德挑衅的意味。作为莫言创作早期的一部作品，在《红蝗》异常激烈的试图挑战传统道德和审美情趣的叛逆姿态背后，我们看到了莫言为读者展示的一个混沌无解、野力勃发、神秘玄奥的人类心灵世界。但莫言在《红蝗》中对这个世界的展示略有用力过猛的缺憾。
《红蝗》中四老妈这个形象所展示出的异常复杂难解的人性与福克纳在《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所塑造的老姑娘艾米丽的形象有颇多相似之处。艾米丽出身南方贵族家庭，性格高贵矜持，乐善好施，但她在爱情中所展示的令人惊骇的疯狂、冷酷和执拗，又折射出人性中复杂和匪夷所思的一面。福克纳借助艾米丽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这也是福克纳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原因之一。
此外，福克纳之于莫言与其说是启发与被启发，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如说是文学世界中跨越时代和国界的知音关系。莫言的创作立场和人文精神表现出与福克纳惊人的契合和相通。尽管莫言在仅读了《喧哗与**》几页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丢下福克纳的小说，着手开创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但莫言却在电光石火般的短暂相遇的瞬间洞悉了福克纳那颗苍凉而落寞的灵魂。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历史从未真正地消逝，它像基因一般顽强地存在于当代人的血脉中。人类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在历史中所犯下的愚蠢、残忍和错误，但时间在不断消逝的同时，又不断地新生，并带给人类以希望。
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借助“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依然鲜活生动、生命勃发的历史。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历史从来不是图书馆中毫无生命力的旧纸堆，它是混沌的、未完成的、与现在交织纠缠的巨大阴影和存在。正如人类无法摆脱自身的阴影一样，历史永远不会消失，它依然隐身在当下，并使得当下折射出别样的光彩。我们对历史的审视，也是对当下的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莫言受邀参加《百年孤独》正式授权中文版首发仪式时，莫言用了“搏斗”[17]两字来描绘自己在文学创作中为尽力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巨大阴影所做的努力。但笔者认为莫言所说的“搏斗”，不仅是与“影响的焦虑”的搏斗，也是与大众习惯性观念“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或福克纳”的搏斗。笔者认为文化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文化自卑，即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尚不能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但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无法在本书就这个问题展开详尽的阐述，只能留待日后做进一步的探索。
纵观莫言的创作生涯，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直怀着叛逆之心写作的莫言。这种叛逆之心源于莫言想要让自己的文学成为有别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一种独特存在的强烈欲望。随着诺奖的加冕，这场漫长的搏斗似乎停止了。这也意味着围绕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开始。
如《百年孤独》中的吉卜赛人所言，万物都有灵性，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的相遇是莫言文学灵感被唤起的过程。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让莫言意识到自己不必跟在外国文学和大师身后亦步亦趋，文学的宝矿就在身边，就存在于个人的记忆中，就隐藏在民间之中。于是，莫言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大旗，以煞有其事、言之凿凿的叙述腔调开始了他的创作，谁知“胡乱写作”竟成气候，后起的“强盗”有时还胜过前辈一筹。
不可否认，莫言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多位外国作家的启迪。例如，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中儿童叙事视角以及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现实主义手法，大江健三郎“边缘写作”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等。限于笔力，笔者就不一一展开，留待今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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