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小说的语言是由不同的“语言”组合而成的“杂语”式的体系。所谓“杂语”是表现各种社会思想的各种语言。杂语涵盖了广大的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城市语言、乡村土语、各种社会团体的语言、各种职业用语、不同时代的语言等等。“对小说家来说，在对象身上揭示出来的，不是对象自身处女般的完好深邃，而是社会意识在对象身上碾压而成的多条大道和蹊径。与对象自身中的内在矛盾一起，在小说家面前还展现出围绕这一对象的社会杂语。”[5]
如果我们将各种杂语从小说的语言统一体中分离出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任何一种杂语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6]。
“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穿插的文体、人物语言——这都只不过是杂语籍以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的布局结构统一体。其中每一个统一体都允许有多种社会的声音，而不同社会声音之间会有多种联系和关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话的联系和关系）。”[7]
小说语言的“杂语”特征体现的是在文化转型期，中心话语霸权瓦解之后，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众多学科领域、思想流派的话语之间的互相冲撞、碰击、渗透而成的众声喧哗和对话。而莫言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当代中国的变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金钱“万能之手”的“翻云覆雨”下，所有的价值都无一例外地遭到质疑和消解。尤其是随着通俗、流行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即使在面对精英化的、崇高化的文化和精神时，市场经济也能轻易地将一切崇高、伟大进行颠覆、消解，让其成为某种商业产品，某种可以被复制、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商品。在众神罢黜的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杂语得以自由地登上舞台，并争夺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杂多的文化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展现雏形以来，一直持续到了当下；而当下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话语杂多的文化形态将会在更深入更细微的层面上继续众声喧哗着。
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而言是生逢其时的。莫言找到了小说这种表现多元价值喧哗对话的最有力的文体，而莫言的小说语言呈现出的杂语特征正是这个复杂、多元的时代留在他作品中的印记。这些杂语在小说中以合奏曲的形式出现，它们的和声和对话反映出作者在这个众声喧杂的时代自己的意向、评价和思想立场。
季红真认为莫言小说语言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语词的任意性搭配”，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果。在论文中她将莫言小说的语言分为两个语言系统，“其一，是与全部乡土社会生活传统相关联的北方民间口语；其二，则是与城市文化相关联，浸透着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当代书面语”[8]。这两种话语系统经由作家的心理关联，获得一种新的结构，使得莫言得以以现代人的思想、感觉特征来陈述、修饰、评价乡土社会的价值体系。季红真的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限于时间的原因，未能涉及莫言在此之后创作的大量作品。但她依然敏锐地觉察到莫言小说语言的多种杂语并置、共存、互相糅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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