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虚实交融、洞烛古今：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
莫泊桑说，小说家的目的不是通过讲故事来娱乐读者或是打动读者，而是迫使读者去思考，去理解那隐藏在事件中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寓言”之义。
“莫言的故事有神话和寓言的诉求，将所有价值都彻底颠覆。”瑞典学院在对莫言的授奖词中敏锐地捕捉到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寓言，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也提及了“以寓言为广”。寓言即以此及彼，意在于此，而寄于彼。寓言即通过表层的故事，甚至是简单的比喻等，来寄托隐喻某种事理和情感。《庄子》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寓言集，其魅力正来自于它的以精巧奇妙的故事来寄托深广幽深的哲理的寓言化风格，也就是通过一个个想象力奇崛瑰丽的精巧故事，隐喻寄托某种哲理或是生命感悟和慨叹，如在《逍遥游》中用樗树来说明无用之用；《应帝王》中用混沌凿七窍隐喻人应该顺应混沌自然的原初状态；《齐物论》中用庄周梦蝶来隐喻真幻相生、无法区别。尽管《庄子》多为虚构，充满了缪悠之说、荒唐之言，但“意在尘外”，从而具有了超越表层意义的深远意蕴。《韩非子》称寓言为“储说”，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储存在故事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称：“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1]由此可见，寓言最重要的本体特征在于通过表层的故事隐藏、暗示并寄托作者的理念和情感。
而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2]，“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3]可见，寓言对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和思维方法上，即寓言的“寄托寓意”正与小说的“必有可观”相互呼应。从这个层面上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寓言。所有的小说都在表层的叙述下寓意着作家的思想观念和主体情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的夫子自况正是小说家借写作来有所寄寓的隐喻。
于是，讨论莫言小说的寓言性，似乎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但寓言之所以成为研究莫言小说的一个角度，是因为莫言小说的写作风格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镜子论”、“反映论”的古老传统，极大地突破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可疑的、似是而非的边界，而呈现出庄子笔下汪洋肆意、奇幻瑰丽、梦幻俊逸、虚实各半、指涉丰富的寓言风格。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以“镜”和“灯”分别对应着“模仿”和“表现”这两种写作传统。他认为18世纪的作家作品主要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镜像化的反映和呈现。而“灯”，则更多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和发现作用。[4]作家通过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思想寄寓在作品中，而使得作品具有了哲学和人生的精神向度。寓言则接近“灯”的比喻。寓言之旨不在于对现实的模仿和“镜子”照相式的呈现，而是借表层叙事这盏“灯”来洞察、烛照更广博、丰富的存在。这就是莫言小说寓言性所在。
如果将莫言的文学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进行考察，我们发觉莫言小说的寓言化风格是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同步的，但莫言似乎走得更遥远和彻底。
19世纪现实主义巨匠巴尔扎克、左拉等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叙述和摹写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科学般的精准，甚至可以“以文为史”，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高度赞扬：“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之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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