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辈作家所矗立的无法逾越的高峰,现代小说家只有另辟蹊径,从物质和写实走向精神和寓言。这个风格的转向除了前辈作家巨大的阴影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之外,也与随着20世纪,如电视、电影等媒体的发展,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有关。正如小说的兴起与欧洲印刷术的广泛运用有关一样,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变革。科技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在20世纪又得到一次历史性的重现。20世纪,小说逐渐无法满足人类认知现实和娱乐审美的需求,于是,现代小说开始走向哲学和思辨的道路。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这个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以人变甲虫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划清了现代小说与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界限,并走向了充满哲思的寓言之路。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而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不同于客观意义上的现实,它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现实”。也正因为要反映被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现实”,当代文学中的某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竟反讽似地呈现出一种虚假、空洞的面貌。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其笔法是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柳青为了现实主义的诉求,竟在农村呆了14年。这种对于“真实”的执着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左拉自然主义科学研究般的严谨和认真,可以说已经到了宗教般的虔诚境地。但这部浸染着柳青丰富生活体验和社会体验的小说却因为某种程度的“主题先行”而显示出在揭示人性深层欲念上的苍白和无力。
“**”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通过写实以抚平伤痕、疗治病患依然是小说自觉的美学追求。但当时间迈入80年代之后,随着一批新老作家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和实验,如汪曾祺、陆文夫等人放弃庸俗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将目光投向“风俗与文化”的风俗乡土小说;王蒙、张贤亮等作家开始尝试的意识流等西方叙述手法,传统现实主义“仿真尚实”的清规戒律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迎来了小说在主题、题材和文体上的全面变革。其中,寻根小说和新潮小说均出现了寓言的特性,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马原的《冈底斯的**》等。
莫言也躬逢其盛。1987年莫言出版了《红高粱家族》。这部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改变了当时人们对长篇小说抱有的定见和美学期待,并成为整个80年代最富有文体成就的长篇小说。它的美学价值之一在于其寓言性,这使它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写真”的局限,经由表层叙述,指向了广远而博大的哲学理念和高度个人化的主体情感。《红高粱家族》的寓言性也是它迄今依然不失艺术生命力和美学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莫言的小说文体展现了虚实交融、洞烛古今的寓言化风格。莫言不仅描写了镜中所反映的现实,还描写了烛光映照下的人性和现实所投射出的巨大阴影。这阴影源自遥远却永不消逝的过去在当下的投射,且同时也预言了未来。而正是通过对灯下之影非凡的叙述,莫言让我们顺着影子找寻到投射出阴影的本体,并提供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历史与当下、人性与世间百态。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远远超越表层意义的深刻而复杂的寓言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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