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个“意外”和“惊喜”。相较于中短篇小说，80年代长篇小说的地位远远不如中短篇小说显赫。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仍处在传统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风格的笼罩下，尽管有部分作品显露出文体创新的特征，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但这些局部的创新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长篇小说的写法。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叙述上，多数作品仍沿用了线性的社会历史时间叙述。而《红高粱家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长篇小说时间叙述的定见。《红高粱家族》的时间叙述呈现出高度个人化、情感化的形态。
《红高粱家族》取材自山东高密抗日战争史上一次真实的伏击战。它的故事情节线索并不复杂。但《红高粱家族》却出现了时空交错、跳跃的特质，这是因为莫言叙述历史的意图不在于还原和讲述，而在于借助对历史的回望而“浇胸中之块垒”。正如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言：历史只是我挂小说的钉子。[9]抗日战争中的一次伏击战只是小说的背景和底色，底色之上的抒怀才是莫言的用意所在。莫言要借历史上一场伏击战之题，发挥他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因此，这个本可以按照顺序时间一一展开的故事，却因为叙述者主体意识和情感的干预而呈现出时空交错、不断穿梭、跳跃的特质。《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我”表现出一种想要与祖先和历史对话的强烈欲望。叙述者的情感使得小说的时间叙述出现笔随意至，随心所为，天马行空的特征。
我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栽到鹿背上。每当我看到奶奶的剪纸时，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奶奶正剪着纸，忽听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院子里喊：“掌柜的，雇不雇人？”[10]
在这个段落中，因为叙述者“我”对“我奶奶”性格和为人的评论，中断了线性的时间叙述，从而使得历史和当下得以并置在同一空间，并展开对话。
小说中叙述者“我”类似于传统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和控制者。与此同时，《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我”也因为与故事中的人物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使得叙述者“我”不再处在传统说书人那种超然物外的位置上。如果说传统说书人的立场多是刻板的道德立场或是站在宗教般超越俗世的立场上，《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我”的立场却是血缘和情感的立场。
《红高粱家族》的卷首语，甫一开篇就以其掏心裂肺的强烈情感为小说奠定了情感底色。情感的灌注将叙述者赋形为一个无处不在的游魂，使他得以自由地穿梭于历史和当下。于是，时间在叙述者“游魂”之眼的观看下，呈现出过去和当下自由地拼贴、并置的形态。这种形态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同时性视象”绘画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将从多个角度观察同一物体得来的不同视象组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上的艺术手法。
《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我”浓烈的情感起到了连接、黏合历史与当下的作用。在小说中，历史不再是无法返回的过去，现在也不是孤立的不与历史和未来发生关联的存在。情感使得历史得以折返回到当下，而现实得以返回历史现场与历史对话。《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打破了物理的时间进程，而赋予时间高度情感化、立体化的形态，展现了历史与当下的并置、共生和纠缠。
《红高粱家族》不仅创造了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时间形态，它的贡献更在于将时间塑造成一种情感、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人物。在小说的结尾处，时间开始向叙述者“我”发出它的声音，这声音来自苍莽的大地，既是“我爷爷”的声音，也是“我父亲”的声音，也是“我”所有家族的亡灵的声音：“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11]
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使得“时间”得以以一株纯种红高粱的立体雕塑形象，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历史和当下互相交织时所发出的启示性的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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