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立意探究莫言小说的文体创造，一方面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变革的兴趣。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今，中国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巨大的成长，这个过程正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会相融的过程，也是其再度自我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莫言的个人创作几乎是与之同步的，他的文学道路就是当代文学变革道路的一个见证和案例，因此，研究他的文学道路与创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进程的一个探究。
另一方面，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莫言的创作，也出于对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规避，因为关于他的创作的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思想与艺术，其作品的主题与背景、文本的诸种特征与要素等方面，都已有了许多精彩的见地与论述。以其“文体创造”作为研究的视角，既是一种不得已，同时也是试图从内部寻找研究的角度，因为这有助于探究莫言创作中的一些内部的和技巧性的问题，也有助于解答“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变革的，以及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
莫言出身于农民家庭，儿时饱受饥饿和孤独之苦，这使他对生命和人性有着独特而珍贵的认识和体悟，也酝酿了他对农民和大地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对于自己的文学生涯，莫言坦诚这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才促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迄今，已为读者奉献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二十五部中篇小说，七十五部短篇小说，三部戏剧作品，以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创作谈、影视剧本等。他孜孜不倦、力求突破自我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威廉·福克纳的文学思想和叙述方法激发了莫言的文学潜能——这不仅打开了莫言的世界视野，而且还奇妙地使他的写作得以与其宝贵的童年经验建立了联系。由此，莫言摆脱了跟在西方文学身后亦步亦趋的困境，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和叙述原点——“高密东北乡”。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起源于其短篇小说《秋水》，随着不辍的笔耕，“高密东北乡”早已超越了承载莫言生命经验的原乡意义，而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学时空。正如王德威所言：“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2]
在这个历史空间中，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得以展开多重对话。在这狂欢喧哗的对话中，莫言揭开了被政治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充满了欲望、暴力、性的一面，也使得个体生命从含混模糊的历史主体群像中凸显出来。莫言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人们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揭示，传达出普世性的人类的生存规律和人性倾向。
童年的莫言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天马行空、奇崛瑰丽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奇崛瑰丽的想象力越过了知识的屏障，避免了理论可能带来的潜在暗示和束缚。他的乡土出身、他对农民和大地的情感，使得他远离了各种流行腔调和风尚，执拗地返回故乡和大地，在一片混沌和荒莽中开始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凭借生命的直觉，将自己与民间说书人的传统、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相接续，并通过对这些伟大传统的创造性的化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有的腔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个性，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
莫言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更是一个专注于如何讲故事的人。莫言是一位对文体有着清醒的自觉和追求的作家。他坦言：“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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