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主题研究、意象蕴含等方面。于1992年出版的杨守森、贺立华编著的《莫言研究资料》集中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者们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文章，涉及意境、感觉、视觉、人物、语言等诸多方面。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10]从小说的主题意蕴这个角度指出《红高粱家族》的根本枢机在于民族性格的力和美。在其接下来的评论文章《灵性激活历史》[11]中，雷达捕捉到作家的主体是如何使得历史主体化，从而激活历史的问题。程德培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12]中敏锐地捕捉到童年记忆对莫言小说创作的重要性。童年记忆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宝贵资源，它更参与莫言的文学世界创造。他指出，儿童视角是莫言看待世界的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并试图分析莫言小说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心态。吴俊《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13]也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动机与文本的关联方面讨论了莫言小说性描写中所蕴含的“恋母情结”。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研究者也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在文学观念、主题、人物等方面的关联和差异，如朱向前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14]，王国华、石挺的《莫言与马尔克斯》[15]等文章。其中，朱向前在《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中已经敏锐地指出莫言在试图探寻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红高粱家族》即是一个富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的，融合了传奇故事、民情风俗和现代小说技巧的产物。
在文体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学者们也试图捕捉、把握莫言在小说文体上的追求和探索。例如，朱向前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6]注意到莫言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些特色，比如“多角度叙述结构”、语言上通感的使用、对古典语言的化用等。朱向前的另一篇论文《莫言小说“写意”散论》[17]则从创新精神、艺术感觉、美学意境三方面分析了莫言小说的“写意”性。季红真在《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18]中指出，莫言作品中存在着“内在纷扰和矛盾”的对话结构，具体表现为凄楚、压抑、苍凉的经验性的感受，与欢乐、抗争、激愤的来自灵魂的呐喊所构成的对位性的旋律。在《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19]中，季红真分析了莫言小说文体在时间叙述、空间叙述以及语言方面的特色。季红真指出，莫言小说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线性的历史时间；另一种是非线性的循环演进的血缘心理时间。而“高密东北乡”则是一个在人类学意义上富有神话效果的文化地理空间。在语言方面，季红真指出，莫言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的任意性搭配”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果。在论文中，她将任意搭配的语词分为两个语言系统：北方民间口语和当代书面语。陈思和在《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20]中指出莫言小说在叙事形式上表现为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和对传统时空观的打破。李洁非、张陵在《小说叙事观念的调整》[21]中指出莫言小说因三重叙事角度的共同作用而使得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语言。
由此可见，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评价和研究，从文体学角度出发进行阐释的文章不多，但不乏精彩的论述，之后由于莫言小说文体的持续发展和变化，使得这些评论又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显得相对滞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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