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小山书店于1934年出版的柳田国男同名著作的中译本，收录了柳田从42岁至57岁的11篇文章及讲稿。按出版时间排序，依次为《独目小僧》（1917）、《桥姬》（1918）、《隐里》（1918）、《放流王》（1920）、《年糕化作白鸟的故事》（1925）、《大多法师的脚印》（1927）、《独目五郎考》（1927）、《鹿耳儿》（1927）、《熊谷弥揔左卫门的故事》（1929）、《鱼王行乞谈》（1930）以及《会说话的鱼》（1932）。
按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意见，这15年正是柳田民俗学从崛起（1908—1918）迈向确立（1930年代）的过渡期。[1]这一期间，柳田忙于换工作、旅行、出国以及搬家，难免“其民俗学著作不太多”，甚至令人觉得“柳田从民俗学领域退出了一步”[2]。但同时，日本农村社会因经济不景气、关东大地震、米价跌落而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问题，柳田已经深刻意识到“这已不是学者可以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沉着应对的时代了”[3]，开始自觉背负了“经世济民”的学术使命。借用折口信夫的话来说，这便是柳田“摆脱尴尬境地，终于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家”[4]的过程。
折口信夫指出，有关“神”的问题是柳田早期民俗学的核心问题：“有关日本的神的研究，是先生从学术立场致力解决的第一个目的，而今天这一目的作为最明确的研究对象重新浮现在眼前”，“为了建立这样一门学问，（先生）经历长期痛苦的阵痛，偶然邂逅了民俗学”。[5]在本书收录的众多文稿中，柳田的心神的确凝集于此。对他而言，神始终是构成日本人精神乡土的基础事实，或者说是塑造日本国民性的传统渊源，可以说，他谈论神，其实在谈论“被遗忘的、失去的日本（人）”。在此意义上，本书与一般所谓妖怪学著作应划清界限。关于成为本书书名的“独目小僧”，柳田的议论建立在“妖怪是沦落的神”这一假设之上，这一假设也受到了小松和彦、宫田登等妖怪研究领域权威的质疑[6]。
本书是一位政治家出身的学者在日本近代科学的黎明时期撰写的论著，其中有些内容、逻辑、方法等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科学的要求，在接受过当代西方科学学术训练的中国读者眼中，找到本书的漏洞和破绽也许并不太难。比如，柳田反复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但自己的观点却往往有主观武断之嫌，很多情况下本应提示的论据都因为“篇幅有限”而“忍痛割爱”。在引用论据时，也常常不详细、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如柳田在《独目小僧》的“补遗”中提及文中由高木诚一提供的资料，如实交待了自己的误解，但之前对这一“好材料”的错误理解，却似乎对其论述、逻辑以及结论毫无影响，这足以让我们怀疑柳田有时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论据的。
尽管如此，今天在中国出版本书，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柳田于1930年在《蜗牛考》中提出了“方言周圈论”。但我们从本书中可以惊讶地发现，其实柳田早在10余年前就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对传承和传播的规律性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述。他要努力把握的所谓“同一个源头”，显然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日本人的“原风景”即“日本”本身。这使得后人对“方言周圈论”的多数批判落空[7]，而柳田不同于“方言周圈论”的对传承的理解，也许可以促使中国读者深入思考“中国人”或“中国”是什么。
2016年冬天，多年来的好友王京告知我《柳田国男文集》的出版计划，并力邀我参与翻译工作，我欣然答应。尽管我也知道柳田著作数量庞大，但其中较为有名的论著，我还是读过的，也曾经翻译过日本现代民俗学者的数篇论文，因此并没有考虑太多，只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拒绝老友的相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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