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对东方的兴趣，主要源自于贸易，而这种兴趣也是受到英国的启发。17世纪初，英国正积极谋求对华陆路贸易的可能性，为此多次向已经将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俄国政府征求过境许可。俄国人不仅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还决定自己掌握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借以提升在欧洲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国首先由地方政府于1618年派出了探路团队即彼特林使团。虽然彼特林使团一行并未能见到大明万历皇帝，但是却带回了一张中国地图及万历皇帝的国书。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直到1675年才由俄国另一抵京使节斯帕法里设法请人译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1692年还有伊兹布兰特·义杰斯使团来华。这次义杰斯带回的关于中国市场潜力的详细报告，促使俄国政府下决心从1698年开始同遥远的东方大国进行国家贸易，并把私商纳入国家贸易的轨道，受国家的制约和管理。
俄国商人除了通过尼布楚经商之外，还通过准噶尔地区同中国市场进行大宗贸易。同中国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俄国政府和俄国商人获得巨额收入。从1699—1717年，共有7个大商队经伊尔库茨克来到北京。此外，大量商人还到乌尔加做生意。只1706年一年，曾当过A．菲拉季耶夫家管事的大商人П.胡佳科夫就向中国送去了价值20万卢布的官货。1719—1721年，常去北京的近卫军大尉勒·伊兹马伊洛夫还经常为宫廷贵胄从北京采购中国手工艺品，包括中国油漆家具、瓷器、中国糊墙纸等。
在俄国政府看来，尼布楚条约虽然只规定西伯利亚归属俄国，但同时提供了把堪察加归并俄国的可能性，同时，条约的签订也不意味着俄国就彻底放弃了它在东南边疆的“积极”政策。17世纪90年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俄国政府对流窜在外的准噶尔残部实行所谓坚定的“亲善”政策，多次支持准噶尔发动叛乱，这引起了清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些被清军打散的蒙古残部多次试图迁徙到俄国境内，为此，中俄外交上的摩擦一直没有停止。于是，俄国政府再次倡议举行外交谈判。
1719年，勒·伊兹马伊洛夫以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然而俄国的目的却只是争取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商业大城市设立俄国的常驻代表机构，并取得俄国商人在华自由贸易的许可。事实上，尽管清政府对俄国暗中支持准噶尔的一些作为颇为不满，但却已经给予了俄国许多特权。这里说的不仅是与中国通商的特权，实际上俄国已经最先在中国的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常驻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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