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争后,清政府收纳了一部分俄国战俘、投诚的俄国士兵及其家属。这批人被自愿送至北京,受到康熙帝的优待,甚至还默许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礼拜堂。清政府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己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立即引起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当时的俄国正面临北方强邻瑞典的挑战,还要与奥斯曼土耳其周旋,国内又在实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重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广袤而富饶的土地,重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以及同大宗毛皮进口国——中国的贸易”。于是彼得一世多次想办法与北京的东正教徒取得联系,并竭力保住北京东正教堂这个窗口以寻找机会打开局面。例如,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有传教士随行以加强和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1702年3月,俄国还以北京的传教士列昂节夫年迈为由公开要求更换北京的传教士,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1715年,俄国以允许清廷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部为交换条件,促成俄国商队及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北京。此后这个名为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便一直存在[2],一直到俄国在北京拥有了正式使馆,它的功能才开始被替代。而且早在1708年,康熙帝便亲自筹建了同文馆的前身——俄罗斯文馆来学习俄语。
但是,俄国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在华自由贸易并在各地设立代表处,保守的清政府断然不会同意这种要求,只答应俄国使者罗·朗格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同时还提出在俄国和中国外蒙之间划界的问题。因此,1725年,斯·勒·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又奉命以特使和全权大臣身份出使中国,以解决同中国政府的一切争端。谈判的中心议题是有关同蒙古确定边界的问题。1727—1728年,拉古津斯基同中国特使的会谈最终解决了中俄之间的整个边界问题,订立了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条款,这便是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条款确立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永久的和平”。今后的越境者必须归还给对方。俄国商队还得到了3年去北京一次的权利。条约确定了两个边境贸易地点:一处是在尼布楚附近的库克多博-祖鲁海图,一处即在恰克图。由于祖鲁海图地处偏远,不久,各条商路经过的最方便的恰克图就成为18—19世纪上半叶俄华贸易的中枢。
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在远东的政策令其以极微小的代价获得了大量收益:不仅确认了既有的殖民成果,稳定了边境的形势,还创造了中俄贸易的良好前景。1689年在尼布楚取得的成果最终通过1728年缔结的恰克图条约进一步巩固了下来,并确定了以后100多年中俄两国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在当时保守的中国开创了若干个先例。特别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讲,俄国后发先至,在清政府的都城站住了脚: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驻地成为俄国刺探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令俄国在与中国后来的外交中占尽了先机。
总而言之,彼得一世时代,俄国通过北方战争历史性地解决了俄国的出海口问题,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确立了俄国在黑海、里海沿岸(中亚)和东北亚的存在,正是这些重大成就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崛起和成长的基础。特别是彼得一世率领俄国果断放弃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周旋,转身积极征战欧洲,对俄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这场“虎口夺食”展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自此俄国不仅成为欧洲的临海国家,而且还代替了瑞典,成为欧洲列强的一员。试想,如果不是彼得一世下定决心跻身欧洲列强,拼全国之力而战,令俄国的地位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那么保守落后的俄国恐怕就前途堪虞了,它很有可能真像西方学者莱布尼茨所预言的那样沦为西欧列强所分享的“大餐”。然而,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俄国的斗争意志稍有懈怠,就会输掉战争,那么俄国将更快地陷入被瓜分的境地。而支持彼得一世战斗直到迎来胜利的,正是彼得一世在国内所展开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1] 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约等于1.0668千米。
[2] 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取得了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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