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确如此，不仅是俄罗斯，在西方，对俄国日益增长的尊重，也很大程度上源自锐意西化改革的彼得大帝。甚至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前，西方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彼得一世是当时在世的君主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精力充沛，虚怀若谷，他尊重知识（至少对一类知识是如此），以及他在振兴民族事业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些品质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一个聪明睿智、热心为公的独裁统治者的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好处。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彼得一世几乎迎合了启蒙时代对统治者日益增长的所有要求，这种统治者愿意听命于理性和自然。圣彼得堡一家英国工场里的一位牧师写道：“从他改造本国人民风俗的崇高尝试中，可以看出他的虔诚；从他迫使人民改邪归正，消除他们有生以来就已持有的谬误和迷信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果断。”在彼得一世去世后，西方出现的大量评论和悼文都洋溢着赞美之词，其中包括由丰塔纳尔向法国科学院发表的颂词演说，这些评论奠定了日后西方对于彼得一世及其统治进行评价的基调。最显见的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后伏尔泰在他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帝国史》（1759—1763）一书中，以更具有影响力的方式表示了这种几乎是不加批判的赞美。无论同时代的西方人对于把俄国看作是一个欧洲国家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但到了他晚年时，人们都会同意他是一位伟人。尽管他性情残暴，过于自信，有过失算和偶尔的惨败，但是他在“创造历史”的伟人祠中的席位在那时即已确定。[1]
《彼得一世》（俄国著名画家阿·彼·安特罗波夫作品，1770年完成）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革命是罕见的，而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因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同时“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因此，这都需要改革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付出更大的心力，才有可能在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彼得一世凭借其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常人所不及的才能和旺盛精力，屈尊降贵，以身作则，一边开疆扩土，一边在国内果断地推行改革。用俄国学者的话说，他是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本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令俄国的国际地位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俄国这一时期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蔑视俄国的思想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有迹象表明，彼得大帝的活动即使没有得到西方观察家的赞许，也已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俄国首先引起西方注意的，是它对瑞典的军事上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关俄国的书籍出版日益增多，西方报刊上关于俄国问题的介绍性文章不断增加。彼得一世本人深知得到国外报刊好评的重要意义，早在1703年，他就在巴黎安排了一个代理人，其责任就是散播他取得胜利和进行改革的消息。当时德意志的一家重要政治杂志《欧洲报道》就受到了这些消息的影响，对彼得一世给予了正面评价。虽然西方对俄国的很多问题仍不了解，但是，西方人已经普遍感觉到，曾经一度愚昧、半野蛮的俄罗斯现在正开始成为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欧洲的一员。1716年法国出版的《皇家年鉴》中，第一次把俄国列在欧洲强国的名单之内，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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