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莫斯科公国陈腐的政治模式相比，彼得一世时代明确了各个政府机构的权限、使权力和职能分离、让办公程序标准化，以及清楚说明每个细节的做法，都是革命性的。新机构、新官职的名称和相应的技术术语的大量涌现，是来势凶猛的欧洲影响的证明，同时也展现了俄国与过去的决裂。
最重要的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一个空前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来。列宁曾经写道，专制制度（极权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由沙皇一人独占的政体。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不止如此，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昔日与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教权真正地“归顺”了世俗政权，而且成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得力助手。而彼得一世将“君权神授”“第三罗马”这些来源于东正教的思想，以及西欧的重商主义、“共同幸福”等理念与俄国传统的家长制、宗法制的思想结合起来，不仅大大加强了沙皇专制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将国家的权威性以各种形式灌输到各个阶层的意识之中。他还以身作则，给“国家”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并令国家在西化改革过程中包揽了许多责任，包括建立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等。这一切都是奠定俄国独具特色的“国家”文化的重要基石。这种深厚的国家意识，伴随着国家作用的日益强大渗透进俄国文化的灵魂之中，成为俄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
而正是农奴制使得俄国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国家既要对外战争又要进行改革的这段时期的秩序与稳定，又帮助沙皇团结了贵族地主阶级。因此，彼得一世尽管曾对农民的处境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和无奈，但顶多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即便如此，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结合以彼得一世提出的“共同幸福”口号还是具有很大革新意义的，对农民乃至全体国民来讲也具有更大的号召力。自彼得大帝开始，关心全体国民的利益和幸福也被视为君主的责任，而且，包含其中的宗教意味日益淡漠，而世俗色彩则越来越浓——国民的利益和幸福不再是灵魂救治，而是物质的满足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繁荣。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农民一直到20世纪初还会有“好沙皇坏地主”这样的想法，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沙皇就如同彼得一世所宣称的那样，是他们的庇护者，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共同幸福”而发号施令的。
值得注意的是，受沉重赋役压迫的农民的处境尽管非常悲惨，但也并非完全是毫无希望的，相比过去，他们拥有了通过自愿服役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这也是彼得一世能够大量利用民力，顺利建功立业，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俄国，一旦成为服役人员就会自动脱离依附身份，成为免税的“自由人”。同时，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官秩表的颁布，使得非贵族出身的人有了合法的上升渠道。这种情况在正规军刚开始组建的时候最为突出，这时最踊跃应征入伍的就是自由逃民和奴仆，后来他们都取得了小贵族身份。在战事紧张时期，彼得一世为了募足兵员，甚至不惜破坏农奴制，他规定：大贵族的家仆可以不经老爷同意就入伍。某位公爵的自传里曾如此记载：“谁愿意当兵，就给谁封官的许愿，既然愿意当兵，那就走吧，因此许多人都离家入伍。”同时，军队也为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接受教育、开阔眼界的机会，很多退伍士兵返乡后成为农村中除教士外为数稀少的识字的人，这也是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唯一可能触动农村生活的一个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为闭塞的农村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这种影响随着改革的停滞对传统农村来讲越发微乎其微，大多数士兵家庭处境艰难。而随着改革出现的“士兵妻子”阶层，则成为反映俄国传统与“西化”斗争下，被牺牲的人群与悲惨命运抗争的一个缩影。
于是在彼得一世西化改革的努力之下，一种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国家形式开始在俄国确立并形成，它不惜将国家之内的全部等级奴化，令他们为国家提供服务，并赐予了君主凌驾于各个等级之上权力，同时将自己的基础架构在一种非常原始且传统的农奴制度上，这一切造就了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另外，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俄国领土的进一步扩张。事实上这种扩张从未停止过，莫斯科公国只有0.13万平方千米，伊凡大帝即位时已经达到43万平方千米，到瓦西里三世统治末期，俄国领土扩大了6倍多，差不多达到280万平方千米，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到16世纪末，俄国领土几乎又翻了一倍，在彼得一世即位前已达到1547万平方千米。而俄国扩张的步伐远未停止，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俄国领土面积达1852万平方千米。到1914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领土面积为2280万平方千米，达到鼎盛水平。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专制集权体制的建立，俄国即使占有了如此广大的领土，也难以完整地保持对它的统治。
当然，彼得一世有些改革是失败的，地方改革就是如此。即使那些没有夭折的改革举措，它们所带来的变化也远不如这位皇帝预期的那么大。写在纸上的法令法规和规章制度都是完美的，但现实中和过去一样，无论在主要城市里，还是在幅员广阔的外省，任何进步都要依靠官员们的能力和行动。食邑制的陋习可以革除，但是无处不在的贿赂和腐败无法根除。同时，彼得一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采取强制手段达到目的，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到的，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以他的“野蛮”整治俄国的“野蛮”。总之，人治和独裁统治仍是俄国管理的基础。尽管改革者不遗余力，但是由于新制度过于复杂，在实施以前无法充分地展开讨论，因而缺乏一体性、协调性和聚合力。这个事实加强了俄国政府管理的人治色彩。同时，彼得一世遗留下来的农奴制问题，也给俄国带来了后患无穷的社会问题。从此，西化的上层社会和传统而落后的下层民众之间的鸿沟日益难以弥合。
无论如何，彼得一世的改革掀开了俄国的现代化序幕，令俄国在18世纪迅速崛起，奠定了俄国的大国地位，历史性地影响了世界格局，并对俄国后世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重大影响。
[1] ［英］J.S.布朗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6卷，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2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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