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前，当笔者刚刚开始学习西藏语文，并从事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时候，就有幸拜读了上述吕澂和Beckwith两位先生的大作，对《大乘要道密集》一书可谓神往已久。1992年春，笔者首次有机会赴台北参加西藏学学术会议，会后的一大收获就是终于在一家佛教书店中找到了Beckwith先生介绍过的1962年自由出版社印行的《大乘要道密集》一书。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可待粗粗翻阅一过，又深感失望和沮丧。那时笔者主要以研究西藏历史为专业，对藏传佛教所知甚少，对藏传密教的修法、仪轨更是一窍不通。而在《大乘要道密集》中既很少见到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性资料，也很少有说普通佛家义理的内容，它纯粹是一部藏传密教修法、仪轨的结集，当时读来无异于天书。故虽知其重要，也一心想要对它进行研究，却不知从何下手。无奈之下，惟有望书兴叹，不得不将其束之高阁。
以后的十余年间，笔者学术兴趣几经转移，渐渐从一位纯粹的西藏史家转变成为一位西藏佛教史家。2002年秋，笔者无意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系列汉译藏传密教修法、仪轨文书，惊讶、喜悦之情可比当年吕澂先生对《大乘要道密集》的发现。随后的几年间，笔者对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作了初步的检讨和研究，揭示了藏传密教早已在西夏时代就于西域（中央欧亚）地区广泛流传的事实，并对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藏传密法的内容作了相对全面和深入的探讨。[10]在用心研究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的同时，笔者自然又想起了这部被束之高阁多年的《大乘要道密集》。于是，再度用心重读《大乘要道密集》，并将它和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藏传密教文献进行仔细的对照、比较。可略自喜的是，十年光阴似未完全虚度，再读《大乘要道密集》，虽然依旧费力劳神，一字一句的点校和领会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极大的耐心，但至少已不再觉得它是一部不可卒读的天书了。佛教密法之精义甚深、广大，凭笔者今日之学养依然不足以全面领会《大乘要道密集》中所包罗的各种密法、仪轨的具体修法和宗教意义，并给以普通、圆融的解释，但自觉可以步吕澂先生之后尘，从语文（献）学的角度对《大乘要道密集》作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了。
将《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这些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进行对比可得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二者不但成书年代前后相继，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多重合和相似之处，它们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同为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宗教文献。研究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献和研究《大乘要道密集》二者应该齐头并进。历史研究的进步通常需要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和对《大乘要道密集》的重新发现，无疑为西夏、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研究的进步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只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弄清蒙元时代藏传密教在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并解决那些前辈学者没法解决的因“文字障”和对密乘佛教的无知而引起的误读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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