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一直用心于搜集和整理西夏和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在此过程中，笔者常常感到十分吃惊的是，目前依然存世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前人显然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寻找这类文献，使得很多珍贵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长期未能重见天日，鲜为人知。笔者相继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批与黑水城出土佛教文书和《大乘要道密集》所集文书同类型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其数量足以另编成一部新的《大乘要道密集》。首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藏有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泥金写本《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两部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这两部藏密宝典都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相关，其译者也都是“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而后者同样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多部长篇修法、仪轨文献的译者，可见，这两部藏密宝典和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修法和仪轨完全是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文献。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乘经咒”中也出现了见于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的经咒，例如其中的《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和《佛顶尊胜总持经咒》与见于黑水城文献中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完全相同。这两部经咒的藏文和西夏文译本也同时见于黑水城出土文献之中。[11]这一发现证明西夏时代所翻译的那些藏传密教经续和仪轨不但曾经流传到了汉地，而且也还一直流传到了明代。再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部明宣德三年抄写的密教修行法本，题为《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内容凝合藏密噶举派之大手印法和汉地道家的秘密修法，甚至还可能与云南阿阇黎教中的修法也有关联。虽然，它或当出于汉人之手笔，但对研究藏传密教于汉地的传播和汉藏两种宗教传统的涵化和整合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12]
随后，笔者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发现了以下八种汉译藏密宝典，它们是：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四、《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五、《喜金刚中围内自受灌仪一卷》；六、《新译吉祥饮血壬（王！）集轮无比修习母一切中最胜上乐集本续显释记卷》；七、《吉祥喜金刚本续王后分注疏不分卷》；八、《修习法门□卷》。[13]由于这八种文书中的前五种的译者都是“持咒沙门莎南屹啰”，前七种文书的内容都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密切相关，显而易见，它们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当属于同一种类型、出自同一个时期。然而，除了其中的《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同名仪轨部分相同以外，其他各种文书均不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之中。这也再次说明当时出现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当远不止今见于《大乘要道密集》的这些文本。《大乘要道密集》中仅收录了《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中的一卷，而按照国图藏品所示《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原本至少有十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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