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将莎南屹啰的身份确定为明代译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来看待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传播的历史？如果将莎南屹啰所翻译的这些藏传密教文献从我们习常以为的元代汉译藏传佛教文献中除去，同时也将可能属于西夏时代翻译的那些密教文献除去，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可以归属于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部分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似和元朝藏传密教曾于蒙古宫廷内外广泛流传的史实不相符合。于是，我们必须对蒙元时代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做重新的思考和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和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那些经莎南屹啰之手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可以肯定都是明代的作品，但藏传密教，特别是萨思迦派所传的“道果法”曾经于蒙元时代得到过广泛传播当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既流行于西夏，又盛行于明朝，它不可能独独不见于萨思迦派喇嘛居于独尊地位的元朝。即使除去那些可以明确认定为西夏时代，或者是明代的翻译作品，对《大乘要道密集》中剩下的那些无法明确其翻译年代的文献我们依然有理由把它们认作是元代的作品。此外，虽然见于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之中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大部分出自西夏时代，但也有好几种与大黑天崇拜相关的密教仪轨文书，如《慈乌大黑要门》《大黑求修并作法》《吉祥大黑修法》等，以及数量不少的其他本尊禅定仪轨和与《捺啰六法》相关的瑜伽求修法、要门等，可以被认定为是元代的作品。[39]这说明，元代确实有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存在，它们曾经在元朝宫廷之外的黑水城地区流传过。这些文献证明大黑天崇拜确曾在元代中国广泛流行过。
元代留下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西夏和明代相比反而不多，这一事实或提醒我们应当注意蒙元王朝作为外族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其文化的形态具有不同于西夏和明朝的特殊性，故我们应当对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途径和媒介作不同于西夏王国和明代中国的考量。元代藏传密教的传播最初主要还是在蒙古宫廷，或者主要是在蒙古人中间进行，尽管蒙古宫廷内外也一定有汉人接受、并修习藏传密教，但其信众的数量当远不如西夏和明代多。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应当主要是为修习藏传密教的汉人弟子们准备的，如果其信众不多、流传不广，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和可能进行大量的文献翻译了。而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和蒙古信众中间的传播，其语言媒介当主要不会是汉语文，而更应该是蒙古文、藏文，或者畏兀儿文。换言之，蒙古和色目信众信仰和修习藏传密教所依赖的宗教文本应当不是汉文译本，而更可能是蒙古文、藏文本，或者畏兀儿文译本。所以，如果我们要揭示元代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我们不应该只专注于对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我们也必须对蒙元时代留下的蒙古文和畏兀儿文佛教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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