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元代蒙古文佛教文献并不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现存元译蒙古文文献最著名的只有《彰所知论》和萨思迦班智达的《嘉言宝藏论》（Legsparbshadparinpoche'igterzhesbyaba'ibstanbcos）两种。此外，《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蒙古文译本或也当完成于元代，它是藏传佛教续部之首要经典，西夏和元代曾各有释智和沙罗巴翻译的两个汉文译本传世，同时也有畏兀儿文和西夏文的译本。在畏兀儿文和西夏文的译本中也有根据释智的汉文译本翻译或者音写的本子。[40]而《彰所知论》则是帝师八思巴专门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所造的一部简述佛教宇宙观的佛教论书，元时即有沙罗巴的汉文译本，其蒙古文译本或出于相同的年代，可直到近年才被人重新发现，但它显然不但对佛教于蒙古人中间的传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对蒙古佛教历史书写传统的形成起过重大的作用。[41]而萨思迦班智达的《嘉言宝藏论》的蒙古文译本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被匈牙利著名蒙古学家LouisLigeti发现和研究，确定为14世纪时的蒙古翻译作品。[42]而其八思巴字本残卷也分别在赫尔辛基和柏林发现，后由JamesBosson教授做过研究。[43]由于这几种蒙古文翻译的藏传佛教文献的性质属于一般的义理性经典，并不涉及实际的修行，所以它们的发现并不能为我们揭露很多有关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有关实际修行的蒙古文译藏传密教仪轨，迄今为我们所知的唯有在黑水城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中发现的与蒙元时代流行的大黑天崇拜有关的藏传密教文献残本。显然，仅仅依靠这几种硕果仅存的元代蒙古文译藏传密教文献，我们没法对元代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的传播作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与迄今所见元代蒙古文佛教文献极为稀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代翻译的畏兀儿文藏传密教文献却数量甚多，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可为我们了解元代西番僧于蒙古宫廷所传藏传密教的真实情形提供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主要出自于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藏传佛教文献大部分见于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到的古代畏兀儿文文献（TurfanUigurica）中，现多收藏于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院内。根据PeterZieme先生等回鹘文文献研究专家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蒙元时代从藏文翻译成畏兀儿文的、与藏传密教有关的文献至少有《佛说胜军王问经》《大乘无量寿经》《吉祥胜乐轮本续》《妙吉祥文殊菩萨修法》《朵儿玛（施食）仪轨》《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八大圣地制多赞》等，[44]以及一部萨思迦班智达所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45]和与《捺啰六法》之“中阴”“拙火”修法有关的几部短篇仪轨。[46]除此之外，还有数量较大的修习喜金刚和胜乐中围（坛城）的短篇仪轨，和观修观音、弥勒、金刚手、金刚亥母和上师等成就法和求修要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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