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畏兀儿文佛教文献的内容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藏传密教文献，以及见于《大乘要道密集》和其他迄今所见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内容或者相同，或者相类似，基本反映出了元代蒙古宫廷所传藏传密教的真相，也反映出了西夏、蒙元和明代藏传密教传播的连续性。蒙古人最初接受藏传佛教有赖于畏兀儿人在语言上的帮助，回鹘人自840年西迁以后即长期生活在吐蕃的影响之下，不但对吐蕃的语言有很好的掌握，而且也较早地开始接受和了解藏传佛教。有元一代，很多畏兀儿人因“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48]他们因充当蒙古大汗的通事而得到急剧的升迁。值得一提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汗统治晚期的权臣桑哥（?—1291）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他是畏兀儿人，而在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中则明确记载他是西藏人，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畏兀儿化的藏人，或者是一位藏化的畏兀儿人。而他升为权震一时的宰相，最初的进阶是曾任“吐蕃译史”“能通诸国语言”。[49]他曾经是同时代仅次于八思巴帝师的西番高僧胆巴国师的译史，因此而得到受忽必烈青睐的机缘，后来富贵后则背弃了胆巴国师。[50]元代有许多著名的畏兀儿译师如安藏（?—1293）、迦鲁纳答思、必兰纳识里（？—1332）等，他们曾经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文献。毫无疑问，畏兀儿人和畏兀儿文藏传密教文献曾经对于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和蒙古人中间的传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
畏兀儿文藏传密教文献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以及同《大乘要道密集》和其他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在内容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同属于一个前后相继的时代，同属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宗教体系。例如，吐鲁番畏兀儿文佛教文献中出现的萨思迦班智达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其汉文译本也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之中，其译者是莎南屹啰，所以是明代的作品。这说明作为萨思迦派所传的“道果法”修法之重要内容的“甚深道上师瑜伽”早在蒙元时代就曾经通过其畏兀儿文译本在蒙古和畏兀儿信徒中间流传过，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修法。到了明代，这部《大金刚乘修师观门》又通过其汉文译本开始在汉人信众中间流传开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畏兀儿文佛教文献中那些与《捺啰六法》相关的修法仪轨，以及其他与修习喜金刚、胜乐本尊相关的仪轨，都可以肯定它们出自萨思迦派的传承。这和《大乘要道密集》中那些相关的仪轨、要门的传承完全一致，同时证明萨思迦派在元朝所传藏传密教中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在西夏、元、明时代，藏传密教的很多仪轨和修法通过西夏、蒙古、畏兀儿和汉文等不同的翻译本，先后在西夏人、畏兀儿人、蒙古人和汉人中间传播。我们研究西夏、蒙元和明朝三代藏传密教于中原和西域传播的历史，极有必要对这三个时代出现的西夏文、畏兀儿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佛教文献作仔细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和准确地把握这段历史的基本面目，彻底弄清藏传佛教自11世纪开始直至15世纪在畏兀儿、西夏、蒙古和汉人信众中间广泛流传的历史真相，也弄清回鹘、西夏、蒙古和汉人信仰藏传佛教之历史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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