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乘要道密集》及其他同时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必须与西夏文、畏兀儿文、蒙古文藏传佛教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文字的译本做仔细的语文学的比较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彻底解决汉文文献中出现的“文字障”提供帮助。汉文文献中出现的那些看起来像是藏文、梵文或者蒙古文专用术语之音写的词汇，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藏文、梵文和蒙古文词汇的音写，这些迄今令人难以解读的汉字音写词汇或许是通过那些藏、梵文术语的畏兀儿文的转译（音）为蒙古人接受、为汉人音写到汉文文献中的，因为藏传密法很多是通过畏兀儿人和畏兀儿文这个中间媒介而得以在蒙古人中间传播的。[51]所以，我们对《大乘要道密集》这类汉文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一定要与对同类型的西夏文、畏兀儿文、藏文和蒙古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
[1] ]本书所用专有名词译名，引文中所用与同行有异的，保持原貌；少量为作者采用的新译法。
[2] 沈卫荣：《神通、妖术和贼髡：论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汉学研究》卷21，第2号，台北，2003年，219～247页；沈卫荣、汪利平：《背景书和书之背景：说汉文文献中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九州学林》，香港，2009年秋季号，206～251页。
[3] 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23～34页；同氏：《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欧亚学刊》第7辑，2007年，159～167页。
[4] 吕澂：《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乙种第一册，成都，1942年。
[5] ,SexualLifeinAncientChina: APreliminarySurveyofChineseSexandSocietyfromca.1500B.C.till1644A.D.（《中国古代房内考》，Leiden: Brill,2003）,pp.259-262.高罗佩在其大作中讨论了元、明两代宫廷秘修藏传密法之事实，并将《元史》之《哈麻传》中那段有关元顺帝于宫中修“秘密大喜乐禅定”的记载作了全文翻译。由于其中出现了一些汉语音译外来语词，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先生没法给以正确的翻译和解释。于是，石泰安和傅海博两位兼擅藏学和蒙古学的汉学大师就出手相助，试图从藏学和蒙古学的角度来消除这个文字障碍，对它们作更合理的解释，结果同样也不得要领。分别参见他们对《明秘戏图考》一书的评论：RolfStein,JournalAsiatique,1952, pp.532-536; HerbertFranke,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aendischenGesellschaft,vol.105 （1955）, pp.380-387.参见沈卫荣：《大师的谬误与局限：略议〈中国古代房内考〉的问题》，《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6.5。
[6] Beckwith,Christopher,“AHithertoUnnoticedYüan-PeriodCollectionAttributedto'Phagspa，”TibetanandBuddhistStudiesCommemoratingthe200thAnniversaryoftheBirthofAlexanderCsomadeC?r?s,editedbyLouisLigeti,I （Budapest: AkadémiaiKiadó,1984）,pp.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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