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湘军中成立兄弟兵的决定，除了上述刘坤一的两段文字外，不见于任何公私文献。这可能是由于清政府早在顺治年间即禁止异姓结拜，到了康煕十年（1671）更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数之多寡，一律照谋叛未行律严惩，以致曾国藩等人不便于公开谈论此事的缘故。[30]不过，我们还是在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八九月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湘军“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他因此希望能够“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他认为“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31]。显然，曾国藩由于战事不顺，而想利用结拜兄弟生死与共、誓不相弃的感情，来改善湘军各营之间的关系，并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以求克敌制胜，即使这于法不合，亦在所不惜。
这种结拜兄弟的风气在湘军中一向很兴盛。李榕即指出：“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拜兄弟之事。”[32]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也反映出湘军中结拜兄弟现象的普遍。同时，前面提到过的湖南巡抚刘昆也奏称：“臣查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勾结往来。”[33]湘军中这种结拜风气的盛行显然与其组织结构有重要关系。曾国藩在创立湘军时，痛惩绿营兵将不相习的积弊，因而确立了兵由将自招的制度。这也就是说，湘军的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统领则由大帅挑选。[34]既然成员是由各级长官招募而来，为了便于统御，无论是统领选营官，或是什长挑勇丁，必然先考虑与己有私人关系者，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则以其他方式来弥补。换而言之，潮军的成立是建立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上的。孔飞力（）就曾指出，湘军的中上层领导结构建立在师生、同学以及结拜的关系上，而它的下层结构则建立在亲属关系上。[35]不过，孔飞力忽略了一点，即传统中国社会往往以拟亲属关系，也就是异姓结拜来弥补其他关系的不足。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拜兄弟在湘军中如此普遍的重要原因。[36]
显然，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曾国藩不仅默许了湘军中结拜兄弟的流行，甚而还要利用湘军中这种讲求结拜的特殊风气，另外成立一支特遣队，以期提高战斗力。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竟会促成哥老会的兴起，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光绪末年，胡汉民也曾明白指出这点。他说：“曾国藩等起湘军，实利用其（指哥老会）团结力，以善战有功。”[37]这些拜把兄弟在战场上既然约同生死，平日也自然患难相救，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互助的团体，最后有了哥老会的名号。诚如薛福成所说：“其立会之意，只在互相救援，互济贫乏而已。”[38]曾国藩也曾指出哥老会有两种议论最诱人：“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39]因此，虽然我们尚未找到直接的证据来支持刘坤一的看法，但是由以上的分析看来，由兄弟兵到哥老会应是一脉相承之事。依此推断，哥老会当于咸丰初年，也就是湘军成立后不久即在军营中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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