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登封县人刘氏，四十岁，十七岁与丈夫周士珍成婚，生有一子。由于周士珍终日喝酒游**，庄房土地都当卖光了，没处栖身，亲戚朋友也都无力接济，夫妇俩只好用扁担挑着锅碗家伙，在村外空庙里暂时栖身。没有想到，半夜周士珍领着一个人到庙里表示：“我们穷苦，不过这人肯养活我家，只要你同他睡觉。”刘氏拼死不肯，并坚持要回娘家。第二天，在回娘家的路上，刘氏想：“嫁着这不成人的男人，吃酒游**，把自己庄房地土花尽，流落在外，连住处也没有。如今反叫我做没廉耻的事，挣钱养活他。”她越想越气，就指着周士珍说：“你这样人还不如早些死了，免得在世上受罪。”周士珍不甘示弱，立即回骂。尽管刘氏哭嚷，周士珍只管躺在地下不动，嘴里牵着丈人丈母娘辱骂。刘氏“心里气极了，原想不如将他打死，拼着与他抵命，倒还干净些”。主意既定，乘着周士珍躺在地上，没有防备，刘氏随手拾起地上一块石头，照周士珍额角、顶心、太阳穴连打三下，就把她男人打死了。刘氏向堂上表示，她既未想要另外嫁人，也未与人通奸，实在是因为周士珍“已经起了这个念头，如今虽然歇手，终久不肯干休”[106]。
从这些妻子的抱怨中可以清楚看到，她们从未否认丈夫的权威，也不挑战丈夫一家之主的地位；她们所关怀的都是个人身心的满足与生活上的温饱。就她们的认知而言，丈夫既是一家之主，又主外，理应提供家人生活所需。一旦做丈夫的做不到，他们的话语就不中听了，冲突于是发生；更极端的，甚至以逃家或杀夫手段来结束夫妻关系。而这些极端案例也显示，清代的妇女在处理婚姻问题上并不完全是那么被动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夫妻失和案件，从“丈夫的不满”与“妻子的抱怨”两个角度来检视这个道德规范是如何在社会上被实践的。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对比。从丈夫不满的角度，我们看到丈夫对妻子敬顺的要求，几乎完全合乎“男尊女卑”礼教规范的要求。然而，在妻子外遇的案例中，我们却看到了那些无力养活妻小的男子的窘境。他们默许妻子的外遇行为，以换取奸夫接济；有些人甚至要让妻子卖奸来过日子。显然，迫于生计，这些人放弃了对妻子从一而终的要求。这些例子显示，男性尊严的维持往往必须与生活压力放在一起衡量。而从妻子抱怨的角度，我们却看到她们的怨言只限于生活层面。她们从不挑战丈夫在家中的权威，但当需求不能满足时，不论是生理上的需求或生活上的需求，她们的反应是直接的，可以说极尽嘲讽之能事；有些人甚至化言语为行动，以逃家或杀夫来表达她们的不满。因此，就清代的夫妻关系而言，男尊女卑的道德规范落实到执行层面是有前提的，即做丈夫的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必须能养家糊口。
本文原发表于刘翠溶编：《中国历史的再思考》，313～34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
[1] 《大清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6《刑律·人命·夫殴死有罪妻妾》，3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
[2] 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67～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 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以下简称《明清档案》），登录号044539-001，A160-077，乾隆十四年十月八日，署理刑部尚书阿克敦题覆；登录号032763-001，A081-127，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江宁巡抚杨永斌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登录号052432-001，乾隆三年四月十九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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