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1900—1980年）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他1941年写了一本著作，名字叫作《对自由的恐惧》[1]，从人的社会性与人的社会心理的视角详细阐释了自由及其悖论。
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和个人成长的历史，具体和生动地描述了人既向往自由、祈求获得自由，但又产生对自由的恐惧、逃避自由。当人类脱离自然状态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认识到他是同周围世界以及他人相分离的实体时，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便开始了。可以说人类历史是自我意识觉醒和不断“个体化”的历史，也是不断摆脱周围世界的束缚走向自由的历史。但是人作为社会生存者，个人离开了与他人某种形式的交往、协作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文化类型的社会，个人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无论是为了防备敌人或对付自然威胁以保护自己，还是为了使自己从事生产或工作得以正常进行，都是如此。甚至像鲁滨孙那样的人也需要他的“仆人”——“星期五”来陪伴，否则他不仅会发疯，甚至会死掉。个体生命的发展史也是如此。当一个婴儿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生物实体时，他就算出生了，尽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离是个体存在的起点，但在相当长时期是不自由的，婴儿在生理机能上仍然和母亲相联系。形象地说，只要婴儿个体尚未彻底切断他与外界联系的“脐带”，他便没有自由。可是也正是这些联系给他以安全，并使他获得一种归属感。“一旦个人达到完全的个体化状态，摆脱了这些‘原始纽带’，他又面临一项新任务，确定生活方向，使自己在这个世界扎下根来，用不同以往方式寻找安全。”[2]
弗罗姆以中世纪和现代社会为例，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矛盾性。从现代社会眼光看来，中世纪社会是没有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被他在社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所束缚。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一切都按照社会规定制度行事，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都严格按中世纪行规进行。可见同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时代的人们是非常不自由的；但是当时人们却并没有感到孤立，甚至从中获得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出生伊始，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就是已规定好的，“不可改变、毫无意义的位置”。[3]
弗罗姆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恐惧的矛盾。“现代社会结构同时以两种方式影响人们，一方面，人变得更加独立自主，更具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更孤独，更加恐惧。”[4]在他看来，对现代人关于自由的理解，必须把握自由进程两个方面的状况，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现代人自然地认为：摆脱传统束缚越多，人们就越自由。但是人们没有考虑到摆脱了自由的宿敌，又出现了不同性质的新敌。例如，现代人的言论自由，是在摧毁了旧束缚的战役中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但现代人又处在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处境中。又如，现代人生活中已摆脱了人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外在权威，但却又受制于舆论与“从众心理”这类无名权威的内在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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