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开展自由竞争，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但人在一架庞大的经济机器中却变成齿轮与奴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人不仅出卖商品，而且自己也成为商品，他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市场。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给个人带来了新自由，但个人又变得更加孤独，成为强大外力手中的工具：他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然而是一个迷茫、不安全的个体”。[5]现代人这种孤独无依、不安全感，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个体自身的独立性，寻找新的“第二性纽带”，替代已失去的“原始纽带”，这就是“权威主义”。个体在消极意义上发现他的“自由”，他单独一人面对一个异化了的敌对世界。“惊恐万状的个体寻找某人或某物以束缚他自己，他再也不能忍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疯狂地试图摆脱这一状况……而重新获得安全感。”[6]德国纳粹主义登上国家宝座就是利用了人们这种依赖心理——受虐狂式的依赖心理。
弗罗姆提出“对自由的恐惧”，实际上揭示了自由悖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自由悖论产生的必然性做一番考察。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向往。在阶级统治与压迫的社会里，多少有识之士为了争取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首感人的诗歌集中代表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与赞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与不自由总是结伴而行。这是为什么？因为自由表现为一种关系，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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