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5]我们不能否认一些动物中有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特别是驯化动物对于信号是极其敏感的。例如狗对主人行为的轻微变化都能做出反应,甚至能够区别人的面部表情或人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但这些都不过是对一种信号的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关于动物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人与动物不同,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为有意义的符号,并以符号来“解释”世界的意义。信号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人类一旦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打开人类社会的奥秘。反之,“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6]人类通过符号活动、符号功能,创造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从而组成“人的世界”。
人与动物都同样生活在一定空间与时间限度内的物理世界之中,但是动物只能生活在“当下”给予的既定的物质世界范围之内,因此只能被动地接受“当下”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而人类由于有了抽象的时空观念,并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人能超越“当下”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超越有限的存在,超出“现实性”向着“可能性”行进,生活在更广阔和未来的人类理想世界之中。
从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给名言“认识你自己”赋予哲学意义以来,认识人自身,探索斯芬克斯之谜,就成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思想家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难度。就以人的定义来说,从“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也是对人本质的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这个定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从人的“社会性”来考察人的本质属性。在他看来,社会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又是人能超越动物之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他又说人是天生的“社会的生物”。现在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怎样理解人的社会性?他认为人类最初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生活需要的满足,建立了家庭,后来由若干家庭组成村坊。为了适应人们需要扩大的要求,最后由村坊发展为城邦。城邦是人类理想的国家,是人类社会进到高级与完善的境界,在城邦内人类生活达到真正的美满与幸福。人按其自然本性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人就不成其为人,不是野兽,就是神明。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把古代城邦视为人类最完善的和最高的社会团体,加以理想化。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就是指城邦社会。卡西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是不够全面的。它给我们的是一个类概念而不是种差。社会性本身并不是人的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独有的特权”。[7]
“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广为流行的关于人的定义。当然,从这个定义的思想渊源来说,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理性是最重要的,居于首位。亚里士多德指出,有理性、会说话是人固有的性质。但是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哲学才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定义表达出来。近代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是把理性看作是人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的著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原因何在?这除了理性思维是人与动物显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外,恐怕还应该从时代的原因中去寻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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