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蜀王是不会任由商王摆布的，他经常拒绝商王的要求。因此商王就派军队镇压，这就出现了“□寅卜……王登人正（征）蜀”的卜辞。此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武丁准备征集军队讨伐蜀国。这种战事的记载有多起。由此可见，蜀、商之间的恶战使二者结下了冤仇，而不是成为朋友。不过对记载中的蜀是现在的何处，是否就是指今天四川的问题，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如甲骨学者胡厚宣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在今山东泰安至汶上一带；陈梦家释为旬，即认为是指后世的旬国；董作宾认为在今之陕西或者四川；李伯谦将汉中地区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成都平原蜀地的一些铜器和陶器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汉中盆地“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蜀族最早的中心可能不是在其他地区，而是在汉水上游，只是到了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的说法。而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飞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些。除第一期遗存外，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钺、三角形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故有人将这类文化称为“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与玉、璋等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法可与卜辞中“燎祭”相印证。这些均说明蜀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宗教意识、祭祀礼仪制度方面也与商王朝有相近之处。也就是说，甲骨卜辞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这个川西平原的蜀与商是仇敌，但与西北部的西歧却是要好的盟友。
西歧是周人的领地。当时周人也常与商人发生恶战，周、蜀自然成了朋友和盟军。因此，周武王在与商纣王的决战中特邀蜀军前往参加，蜀军答应后，迅速在预定的甲子日前赶到了集结地应是可能的。
牧野之战线路图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决战前，周武王和他的弟弟周公统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及西南盟军蜀、巴、庸、羌、微、卢、彭、濮等国的精锐之师，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誓言说：我的朋友们，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天帝就站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必然会打胜的。你们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拿起你们的戈，举起你们的盾，勇往直前吧！誓毕，周武王率军与商王的十七万大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地进行了生死决战。
就在牧野大决战中，援周的蜀军奋勇当先，个个骁勇善战，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其他盟军一起，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的精锐部队。最后，商纣王在鹿台自焚，从此结束了商王朝对中原的统治。
周朝的胜利，可以说主要依靠了四川境内几个方国的军队，特别是巴、蜀的军队功不可没。因此，当时的史官在《尚书·牧誓》中是这样赞誉道：“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
为此，陈显丹结合文献《逸周书》继而推断说：就在周与蜀等国联合灭掉商王朝之后，蜀国的厄运到来了。由于蜀军参战将士对胜利果实的分配不满，加上蜀王不愿受周武王的支配，两国之间便产生了新的矛盾。周王朝认为，商王朝虽已消灭，但蜀国却是一个强国，而又不肯臣服于周，将来必是一大隐患。因此，周武王在克商的第三十七天，突然派兵袭击蜀军。蜀军毫无准备，被周武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蜀王手下的霍侯、佚侯等主要将领和其他四十六名各级军官被生擒，损失车辆辎重达一千多辆，士兵死伤者无数，蜀军元气大伤。
周朝自周厉王以后，由于朝野内外矛盾加剧，天下开始大乱。位于西南的蜀国首举反周大旗，并率先称王称帝，以至各国仿效，纷纷割据，自立为王。在楚、秦、晋、韩、赵、卫等国称王时，蜀又改王称帝，并东伐西征。一会儿与楚国交战，一会儿又与秦军对垒，乃至蜀王的江山，曾被楚国的开明氏所取代，直至若干年之后被秦所灭，成为华夏大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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