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内阁：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据监国摄政王面奏，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予深处宫闱，未闻大计，唯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计。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所钤监国摄政王章，著即缴销，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由皇室经费项下支出。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皇帝尚在冲龄，诸王公等谊同休戚，各宜体念时艰，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诸大臣膺兹重任，尤宜共矢公忠，精白乃心，力除锢弊，以谋国利民福。凡我国民，当知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须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予有厚望焉。
当天还有一道上谕，令袁世凯尽快派定代表团，南下与民军议和。代表团的人选，袁世凯早就谋定。全权代表是唐绍仪，初定的参赞有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度支部大臣严修。但严修早就以病为由，未履任度支大臣，此次南下谈判，又以病为由推辞，因此参赞就暂只杨士琦一人。
杨士琦是袁世凯的心腹，便建议道：“少川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党领袖孙文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
袁世凯笑道：“杏城你放心，我和少川十余年的交情，我信得过他，你就随着少川南下吧。”
临行前，袁世凯会见代表团一行，除唐绍仪、杨士琦，还有各省代表及新闻记者共二十余人。袁世凯开门见山道：“此次媾和须以保全国家为基础，如有甘心破坏国家不顾大局，无论是谁决不能答应。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如果这一条保证不了，我不惜以武力相见。”
12月9日，唐绍仪一行乘车南下，11日到达武昌。但南方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刚被推举为临时政府外务总长，此时正在上海办外交，实在离不开，希望谈判地点改为上海。唐绍仪同意到上海，14日顺流东下，17日到达上海。作为朝廷大员的唐绍仪不着顶戴花翎，而是西装，领带，一身洋装束，从码头乘汽车赶往下榻的宾馆，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大新闻——北方来的唐绍仪，比革命党还革命。
第二天下午，双方在位于英租界的市政厅开始第一次会谈。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反而更像朝廷官员。其实，他并不是在任官员，是以社会贤达身份被请出山。他与唐绍仪是广东老乡，曾经自费留学英国学法律，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年届七十，精神很好。他给李鸿章当了十几年的法律顾问，参与了李鸿章主持的大部分外交谈判，是外交界的前辈。唐绍仪办理外交也是声名鹊起，两人算是棋逢对手。不过唐绍仪是晚辈，且对伍廷芳十分尊重，两人先是寒暄，谈及朝鲜旧事不禁唏嘘。因此虽是谈判，倒更像是熟人聊天。
当然首先谈的就是停战问题。唐绍仪提议，双方各后退五十里，以避免接触。
伍廷芳回道：“少川，民军均是就地起事，只有停止进取，谈不到退。清军是从北方南来，要退，只有清军谈得到退。”
唐绍仪也表示为难：“清军要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即如汉口汉阳，是清军苦战而得，要让他们放弃，诸将士恐怕也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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