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热情和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筑路权从洋人手里收回来了，但民营商办铁路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难。以川汉路为例，五六年时间只筹集到工程用款的六分之一，全国十七家公司，能够如期筹足资金的只有一家，能完成七成以上的，只有两家公司。有人推算一番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当时的民营商办筹资能力，中国要完成计划修筑的铁路需要九十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民营商办公司的管理机构大都办成了衙门。除了江浙的几个公司是真正商人主持其事外，大部分主持者是地方上与督抚关系密切的士绅，下面所用的人也都是达官贵人的亲朋故旧，名曰公司，根本不按章程办事。尤其川汉路这样的公司，大股东本来就少，公司大大小小的主持者张口闭口说“代表四川七千万百姓”，但他们不过是大肆铺张、贪污分肥，百姓的利益又何曾挂在心上？结果川汉路成立六年间，实收股本应该有两千万两左右，而入账的却仅一千四五百万。六年之久，只修了十几里用于运料的线路；粤汉路计划修筑两千余里，成立公司六年间，只修了三百余里。铁路没见成效，但地方上却形成了铁路利益集团，他们层层盘剥，挪用浮支，视铁路为自己的禁脔。
朝廷指望通过民营大办铁路增加税收，没想到种下龙种生出的是跳蚤，弄出了十几个烂摊子，到底该怎么收拾？盛宣怀对载泽、载洵和载涛等亲贵拍胸脯，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条件是能让他当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过京汉铁路，又督办轮电两局，由他来接手邮传部，的确顺理成章。
不过，盛宣怀能不能出任邮传部尚书，仅靠拍胸脯是不够的。首先是银子铺路，军机首辅奕劻只要有银子，就没有不能办的事，盛宣怀银子一送上，他便不再反对。载洵、载涛如今炙手可热，银子当然不能少送。载泽极力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除收了银子外，还要借助盛宣怀收拾袁世凯的势力，以扩大财权。
邮传部成立后，管着铁路、电报、电话、邮政、轮运等部门，富冠诸部，就是掌国家财政的度支部据说每年收入也不及邮传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中财力最为雄厚的，当属把持交通系的梁士诒。邮传部成立后，尚书张百熙是袁世凯的姻亲，左侍郎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梁士诒被引入邮传部，出任借款提调处提调，管理芦汉、汉宁、正太、汴洛、道清等铁路的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务，后来改为铁路局，他改任铁路局局长，援引广东老乡叶恭绰、龙建章、郑洪年等人进入铁路局。后来梁士诒以铁路借款存在外资银行每次汇划都收一笔巨额手续费为由，建议成立了交通银行，他的手趁机伸向了银行业，“交通系”由此成形。梁士诒从不向朝廷交代铁路局的账目及营业实情，派人清查，他自有应对办法，交通系搞成了独立王国。邮传部历任尚书张百熙、陈璧、徐世昌、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即便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仍然毫发未伤。
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奕劻及载字辈的亲贵都支持，最后就是载沣这一关。自从载沣摄政后，醇王府太福晋——载沣的生母暗中纳贿干政，盛宣怀在载泽的帮助下捷足先登，行贿太福晋，已有八成把握，载泽笑道：“一成看天意，还有一成看你能不能说动摄政王，如果能够打动他，便成功在望。”
“解决铁路问题我有四字策略：收归国有。”
盛宣怀从前也是主张铁路商办的，但五六年的结果，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铁路非收归国有官办不可。从公义论，只有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借洋债，才能尽快筹到资金，加快铁路建设。从私心说，铁路收归国有，其实就是收归邮传部管，他作为邮传部尚书何乐而不为？而且，他督办汉阳铁厂，铁路收归国有，他便可堂而皇之采购汉阳铁厂的钢轨，仅此一项，其利何厚！至于借洋债中的佣金、抽头，发包工程、采购物料时的中饱，他是轻车熟路。
载泽摆摆手道：“我这里没问题，关键你要说服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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