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前我也对外洋国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机器制造或长于我们，典章制度怎么可能与我们泱泱中华相比？这次出游，真是大开眼界，感觉从前不过是井底之蛙、夜郎之辈。”考察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但再紧张也不至于错过“优游休闲”，所经过的著名都市都要趁机一游，不过这也有收获，“这次考察的国家，无论东洋日本还是美英法德，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或公园，或万牲园，或图书馆，或博物馆，一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又可增益见闻。我在轮船上就和午桥商量，京城也应该建博物馆、图书馆，最急需的就是建个万牲园，从国外购买一批珍奇动物，供众人观赏。”戴鸿慈说完，又转头向端方说，“是不是午桥，我在轮船上是不是说过这话？”
端方一边吃菜一边点头，有点调侃地说道：“是是，光孺兄说美国人能把澳洲的袋鼠弄到美国，大清为什么不能？”
戴鸿慈却是一本正经：“宫保，别看是只小小的袋鼠，可以让国人认识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能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
“光孺兄见微知著，颇有道理。”袁世凯又对端方道，“午桥，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光孺兄所言，正是我所言，所以无须赘述。我和光孺兄起草了份折子，我们这一行的见解和建议，尽在折中。想请四哥帮忙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完善的。”端方入席后，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听戴鸿慈侃侃而谈。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不懂之处再向两位请教。”
散席之后，端方打发人将他和戴鸿慈起草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送到袁世凯的签押房。袁世凯小睡一觉，醒来即阅端方的奏折。这份奏折先回顾数十年来大清屡次战败的事实，而后分析原因，“通计此数十年外交之事，中国无一不处于失败之地，此其何故哉？自稍有识者论之，则曰，我之兵强不如彼，我之国富不如彼而已。然概观各国之土地人民，殆无一能及我国者，甚或土地小于我数十倍，人民少于我数十数百倍者。此其兵何以能强，国何以能富，必有其不易之道焉，而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
这个奏折开篇以问题入手，容易引人思考，开笔不错。接下来论述根本原因，“盖世界政体，厥有两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然后再以俄、日为例，分析专制为何国易危，而立宪何以国易安，得出结论，“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而推之于俄国，其所骤然弱败者，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更进而观于我国，数十年来之未臻富强，而外交无不失败者，亦与俄国有同一之理由，专制政体之国，尤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
不过，端方并不主张立即实行宪政，“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若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
大清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该怎么办？参考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实行宪政预备期二十三年的情况，他们提出大清应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预备立宪期间，应当早定六事。一是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即法律面前人皆平等。二是国事采决于公论，中央与地方都设议会，以顺民意而收舆情。三是集中外之所长，外国好的东西要吸引，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也不能丢掉。四是明官府之体制，五是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是公布国用及诸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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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三册) 张鸿福
袁语录:袁世凯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