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阅完这份奏折，第一印象就是行文太过啰嗦，洋洋万余字，其实主要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宪政优于专制。而预备宪政期间应当举办的事项，奏折列了六条，袁世凯认为并未抓住关键。他在日本宪政上已经下了一番功夫，幕府中又有不少日本人，近水楼台，经常向他们打听日本宪政情况。尤其日本宪政的官制，他更为关切。日本设责任内阁总理一名，各省（相当于清廷的部）的长官同时又是阁员。所谓责任内阁，就是对自己决策的事情要负责任，要向天皇负责，也要向日本国民负责。袁世凯钟情的就是日本内阁制，已经让张一麐准备了几份说帖，谈他对宪政的主张，说帖好几份，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份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之所以准备好几份说帖，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他让人把端方请过来说道：“午桥，今下午我拜读了大折，全系真知灼见，尤其直言专制必致国危，宪政必致国富，真正是有胆量，有担当。”
“四哥谬赞，不但是我们这一路，泽公那一路也是如此想法。”
“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建议。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观察，凡是有点头脑的无论士还是绅或者商，都在吁请朝廷立宪，尤其是江、浙、粤的绅商，与洋商接触得多，参照自己的经历，更觉得宪政有利于保护实业、促进实业，也只有立宪才能加快发展实业。不但实业界，就是各级官员，也无不把立宪作为改革官场风气、富国富民的希望。我还有一点认识，我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立宪党，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救大清的良药，一派是革命党，认为满人朝廷已经不可救药，主张暴力革命，他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据日本人对我说，这部分人目前尚未成气候，但气势汹汹，如果朝廷不尽快实行宪政，立宪党也可能与革命党合流，那时候，朝廷可真就是万劫不复。所以，尽快实行宪政，也是消弭革命的最急切有效的办法。”
端方回道：“我在日本见过晳子，也就是杨度，他与四哥的高见不谋而合。他也认为如果不尽快宣布立宪，像他这种人也会投入革命党。”
“午桥，我是反对革命党的。为什么？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搞叛乱，就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造反。造反能够改朝换代，但对社会的发展破坏太大，受损最大的是老百姓。回头想想洋人打开国门后，洪杨造反、捻子造反、西北变乱、义和团闹事，洋人统计说，这几场变乱大清死了八九千万人！可怕不可怕！我主张朝廷应当顺应民意，通过政治变革实现社会变化，而不能走百姓造反改朝换代的老路！从前百姓造反，无非改朝换代，如今列强环伺，觊觎已久，百姓造反，内忧足引外患，那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
“四哥所虑极是，所以我与泽公他们一路都主张朝廷诏定国是，宣布立宪，也是为了消除革命党蛊惑百姓的借口。虽然事情已经燃眉之急，但是又不能仓促行事，所以我提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
“必须有预备立宪的期限，我也持此观点。预备立宪期间，大折中建议应当推行的六事，我也十分赞同。不过，午桥，我还有点补充，请你参考。”
“四哥请讲。”
“宪政有两种，一是民主宪政，一是君主立宪，你们认为哪种更适合大清？”
“在日本曾向伊藤博文请教，我国宜采用哪种宪政。他说，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君主立宪政体。日本国家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国家行政、外交、战和等大事也需经广泛讨论，最后呈请君主裁决，这样不像专制国，事事皆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又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君主立宪对中日这样长久专制的国家而言最为合适。我也是主张应当仿行日本的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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