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入京一趟，已经看得出，推行宪政，阻力不小，而慈禧似乎也颇有疑虑。因此，他估计一时不会有结果，甚至到最后折子有可能留中，不了了之。但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回天津第三天，刚刚出席了天津府自局开局会议回到签押房，就收到徐世昌发来的电报，朝廷已经颁布预备立宪的明发上谕。上谕先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陈奏中西贫富强弱的原因，就在于是否实行宪政，接下来说明朝廷决定仿行宪政及举措次第，这也是袁世凯最为关注的：
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并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察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袁世凯感慨万千，实行专制数千年的中国，今天也效法外洋，“庶政公诸舆论”，这真称得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真正仿行起来，恐怕还要好事多磨。因为宪政的根本，就是限制君权，大权统于朝廷不假，却并非统于君主之手，而是统于内阁及立法、司法机构。精明的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宪政的根本，还是另有所谋？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开头，文章总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而且先要从改革官制入手，内阁制得以推行，他入阁为副总理大臣就非妄想，而奕劻也六十有九，近来老态宜显，等他一退，自己便有望成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时候，即便光绪复位，一个“虚君”还有什么好怕的？袁世凯只觉得心情无比舒畅，鼻孔里禁不住哼了几句荒腔走板的京戏。
次日又有上谕，谕令厘定官制，委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这十七人中，要么是宗室亲贵，要么是军机、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是地方官，可见朝廷倚重之意。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六总督，只能派员来京随同参议。
袁世凯奉旨再次进京，当天下午端方来访。端方去年由湖南巡抚调署闽浙总督，进京请训，尚未赴任，就受命为出洋大臣。数天前又有旨意，他改任两江总督，而署两江总督周馥实授闽浙总督。袁世凯的两位亲家都得实授，对这一任命，他当然很高兴。两江总督因兼南洋大臣，地位又高于闽浙，因此袁世凯见面先给端方道贺，而后问他太后何以这么快就决定仿行立宪。
这事真问对人了，因为端方正是玉成此事的策划人。此前，他找到载泽说道：“我们一行数十人，耗时半年，费去国帑八十余万两，难道就不了了之，所提奏议束之高阁不成？这实在心有不甘。”
“午桥，有何高见，说来听听。”其实载泽比他更着急，他第一次奉到这样一个正经差使，却毫无结果，他脸面何在？
“谈不上高见。前年太后七十大寿，正赶上日俄战争，大为扫兴。去年又赶上中日谈判，也是操心劳神，不得痛快。今年中日和约已签，既无战事，又无天灾，正宜再兴一样善政，给太后的生日锦上添花。仿行宪政，正如泽公所言，既巩固皇权又可消弭内乱，一旦宣示中外，必欢欣鼓舞。”端方出主意道。
“这些道理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无奈太后还是不能断然下定决心。”
“还有一条理由，应当向太后阐明。改革官制可借机将督抚的兵权、财权等集于中央，以解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忧。这一条或可能打动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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