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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三册)_张鸿福(第十六章 五大臣出洋被炸 袁世凯谈判维权) 第(5/12)页

赵秉钧立即亲自审讯吴士禄,吴士禄知道瞒也无用,将他所知道的和盘端出。照片上的人的确在会馆住过,叫吴越,是安徽桐城人,著名学者吴汝伦的侄子。事发前他到会馆来,说是有事公干。等出事后吴士禄到步军统领衙门停尸房认尸,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怕受到牵连,因此没有承认。回来后立即搜检吴越的住处,发现了他留下的《意见书》。吴士禄以为人已经炸死,侥幸期望官府会不了了之,没想到会因自己小女儿一句话而泄露。同时他又供出,吴越应该还有个同伙,事发前一天晚上,两人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两人告别时说过事后天津见。

赵秉钧问同伙姓什么,哪里人,吴士禄只听吴越介绍说叫张榕,具体哪里人不知道,听口音应该是辽宁一带。

赵秉钧和杨以德立即带侦探回到天津,密查辽宁口音、二十岁左右的男子,结果第二天半夜就在侯家后的妓院中将隐蔽在那里的张榕抓获。张榕是辽宁抚顺人,家资巨富,曾在北京俄文馆学习,认识了吴越。据他说,吴越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到北京本来是打算刺杀铁良,正遇到朝廷要派五大臣出洋,因此改为暗杀五大臣。张榕配合吴越于当天潜入前门外火车站,但因为人潮涌动,两人被挤散了。事发后按照约定他逃到天津躲藏,等着吴越前来会合。他也听到过刺杀五大臣“凶犯”被炸死的消息,但不能确信,又怕回家连累家人,因此一直躲藏在天津妓院中。

赵秉钧将案情向袁世凯汇报,同时将吴越所遗《意见书》呈上。吴越为什么要暗杀五大臣,《意见书》给出了答案。《意见书》中说,“予西观欧洲,东观日本,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而布其种子者。”“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我同志诸君,苟持此暗杀主义以实行之,满族虽众,而杀那拉、铁良、载沣、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

在袁世凯看来,五大臣考察政治,是为了大清能够借鉴欧美日本的先进政体,举国都是抱以很大希望,吴越刺杀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意见书》中也给出了答案。原来,吴越开始也深信康梁的君主立宪为救中国之途,但后来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康梁之说几误我矣。此辈皆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侮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塌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

吴越的暗杀名单,竟然包括慈禧、载沣等人,此事非同小可,袁世凯立即进京面见奕劻,奕劻听了之后叹道:“怪不得自去年以来连发暗杀事件,原来是革命党的预谋。”

去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在上海遭遇暗杀,躲过一劫,凶手万福华被捕;今年春,铁良回京前在河南彰德遇刺,长随替他挡了枪子。

袁世凯分析道:“王爷,吴越这一案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留意。一是康梁和革命党不是一回事。从前我们认为,康梁就是革命党,革命党也就是康梁余孽。如今看来,两者不是一回事。康梁支持君主立宪,还是希望维护大清的帝制。而革命党的目标就是推翻朝廷。他们手段分两步,第一步就是自去年开始的暗杀活动,通过暗杀让人人自危。第二步则是推行革命,也就是组织叛军,直接与朝廷对阵。”

“对对,如此看来,康梁还不算丧心病狂。”

“第二件值得留意的是,推行宪政是与革命党争夺民心的办法。革命党就是怕朝廷推行宪政,他们失去了蛊惑民心的借口,所以才暗杀五大臣。所以,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不但不能退缩,反而应当尽快成行。”

“是,此事我可以鼓动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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