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也一笑说道：“你们都偷不了懒。振贝子从日本回来后，奏请尽快成立商部，可是有人主张先修完《商律》再成立商部。《商律》内容所涉极广，哪能是三五月能修完？这是有意阻挠罢了。振贝子正在主持修订《商律》，我给他提了个建议，不妨多参酌外洋商律，尤其是多参照《日本商法典》，先拿出个章程来，堵上某些人的嘴，将来再据实修订就是。振贝子很以为然，让北洋帮忙。这事少川多费心，文字斟酌仲仁多劳神。”
文字的事当然不必袁世凯劳神，但商部官员的组成他不能不上心。从前六部设置是设满汉尚书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一共是六员堂官。但自从两宫回銮后，有意加强满人的势力，新设部不再设满汉尚书，名义上是破除满汉界限，实际上减少了汉人出任堂官的机会。新设商部也是如此，拟设立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人，侍郎之下又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这七人是商部的首脑。下面又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及司务厅，这四司一厅负责具体的业务。其具体业务则并不仅限于商务，是农工商皆隶其中。如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等生植事宜；通艺司则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等事宜；会计司则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种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衡等事宜。商部可以说统揽工农商利权，这样一个部，袁世凯当然要设法安置自己的人。
尚书当然是载振，而左右侍郎，一个必定属于唐文治，他多次出国考察，深受奕劻和载振父子的赏识；顺天府尹陈璧任过多年御史，以正直敢言闻名，出任顺天府尹后，在新式教育和实业等新政上大有作为，先后创办京师工艺局、顺天中学堂、金台校士馆及五城中学，各项新政风生水起。陈璧既能干事又会来事，对奕劻父子很巴结，与袁世凯关系不错，正在谋取侍郎一职。
袁世凯要为徐世昌从商部七首脑中谋取左右丞之一。左右丞是正三品，如今徐世昌才是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所差非细。不过，在两宫西狩的时候，他随驾西行，慈禧对这些官员都是另眼相看。而且徐世昌兼任北洋新军留京各营营务憩，按北洋新军的军制，相当于三品官员，谋取商部左右丞中一职，也并非不可能。
功到自然成。到了阴历七月初，朝廷下旨成立商部，载振任尚书，伍廷芳、陈璧任左右侍郎，徐世昌、唐文治任左右丞，绍昌、王清穆任左右参议。其他司员则主要从内阁、六部司官中选调或升调。
徐世昌新官上任就给袁世凯来信，一是商部开办经费紧缺，希望北洋暂借十万两。袁世凯知道这其实是载振的意思，因此立即安排杨士骧设法解决。第二件是商部已经与美国达成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俄国非常不满，听说正在与日本秘密交涉，想联合日本向大清施压。日本到底是什么态度？请袁世凯设法打探。
日本在京中设有驻华使馆，向他们打听不是更方便？其实不然。驻华使馆是代表日本政府，说话表态当然十分谨慎；而袁世凯幕府中有许多日本人，私下里向他们打探情况，彼此说话更方便大胆，反而更容易得到真实情报。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外交的事总是交给他先办理，原因就在这里。
中、日、俄以及朝鲜之间，关系像乱麻一样，错综复杂。甲午一战，大清的藩属国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朝鲜并不甘为日人傀儡，因此又引强俄为援，朝俄签订密约，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俄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而作为回报，俄国取得训练朝鲜新军以及管理财政和海关税的权利。日本当然不甘靠流血换来的成果让俄国人轻易攫取，因此对俄国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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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三册) 张鸿福
袁语录:袁世凯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