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段芝贵见载振对杨翠喜一见倾心，真是求之不得，他看到了一个巴结载振的好机会，谋划着好好利用。他奉命送载振一行到奉天，一次采买了貂皮五百张，还有珍珠蟒袍一件，专弄了一节车厢运到天津。他又找到盐商王锡瑛，告诉他两人捧杨翠喜捧到头了，因为“振贝子有心插柳”。王锡瑛心有不甘，但何敢得罪振贝子和段芝贵，因此与段芝贵一道商议如何把杨翠喜买下来。最后段芝贵派探访总局总办杨以德出面，花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给杨翠喜赎了身，并由王锡瑛专门备了一个小院让杨翠喜住进去，又专门买了一个伶俐的丫头侍候。
载振、徐世昌出关不久，官制改革也有了结果，赶在阴历九月底公布，为的是给十月初十的太后万寿节锦上添花。但对袁世凯来说，是真正的添堵。因为他所期望的内阁制被太后一笔勾销，军机处、内阁一概照旧。上谕说：“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直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各部的归并裁撤，基本按袁世凯当初拟定的方案，此外还增设了资政院、审计院，“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依次成立”。但他曾经动议裁撤的一些闲曹，一概照旧，“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
袁世凯入阁的愿望由此完全落空，而且根据当初提出的专任分职的意见，各部尚书不再兼与部务无关的差使，结果新任的吏部尚书鹿传霖、学部尚书荣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陆军部尚书铁良全部退出军机，但唯有外务部事涉外交，关系紧要，不受此限，军机大臣只剩了外务部管部王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尚书瞿鸿禨。随后又新补了两个军机大臣，一个是内务府大臣世续，一个是广西巡抚林绍年，这两个人全与瞿鸿禨关系密切，林绍年还是他的门生。这样整个军机处奕劻虽然是领班，却势单力孤。
更糟糕的是新任陆军部尚书铁良以统一军权为由，逼迫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新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也亲自到天津来与袁世凯谈他所兼的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兼差交归邮传部的事宜。同时他捎来奕劻的一句话：“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这表示奕劻也无力支持袁世凯所揽的诸项权力。
袁世凯知道这次官制改革自己全输了，而且连带着奕劻也被束缚了手脚。与其被人逼迫，不如自己识趣。所以张百熙回京的当天，他就上了一折一片。一折是《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辞差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心虽有余，力常不足，臣之才识，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本甚羸弱，自近岁叠膺艰巨，精力益逊于前。天下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智能有限，若纷纭并骛，必罅漏之丛生。窃维数年以来，臣之负咎当已多矣。国步方艰，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巨川赖同舟之共济……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他恳请开去所兼的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八项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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