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相雨与副使李应浚一行于公历九月十六日到达天津，当天即投文于北洋通商衙门。李鸿章传出话来，一路劳顿，暂且入驿馆休息，次日会见。
因为闵泳翊半途而逃，李鸿章知道密函事件没有确证，只能不了了之，但朝鲜希图亲俄自立却是事实，他必须借此机会敲打一下朝鲜君臣，所以客套之后的问话相当不客气：“这回如何做出这等事来，究竟大臣中是哪些人参与预谋，你任外署，不得诿为不知，请以实相告。”
徐相雨不卑不亢地回道：“这件事情，实在是做梦也想不到，不但国王不知，大臣百官也没有人知道。俯询之下，不敢妄对。”
高手过招，一试便知高低，李鸿章知道徐相雨此人不简单，不过不能由他一句话就推脱得干干净净，炯炯的目光盯着他道：“你不敢说，不过是惧祸罢了。若说百官不知，无人能信。国王也明明知道，事后矢口否认，所以你就更不能说了。究竟是谁出的主意，你当直陈，我还有办法可以弥缝。”
徐相雨回道：“我为人臣子，哪能因惧祸而不实言？但也不能以无为有，实在是万无此事。”
“朝鲜诸臣贤而明者畏祸，愚而暗者乱出主意。若不惧祸，何不直言极谏于事未发前？这件事情，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实话对你说，我已有确据。”
但徐相雨并未被李鸿章的大话吓住，而是咄咄逼人道：“鄙邦无可悔者，原无此事。钧教确据二字，实所不晓，请中堂明示。”
这无疑将了李鸿章一军。不过，李鸿章与各国外交人员打交道二十余年，号称中国最会办外交的人，自然不会浪得虚名，他冷笑一声道：“朝鲜国王受小人蒙蔽，欲借外国以制中朝，何其梦梦！你放眼看看，究竟有何国敢于挟制中国？我有确据，暂不宣示，且察看你国君臣此后如何行事。论天理、国法、人情，壬午、甲申之事，必应感激图报大皇帝之恩庇，如果行此理外之事天必灭之。无如一班昏聩自取灭亡，幸早发觉忏悔，不然危矣！”
然而，徐相雨仍然面不改色，毫无畏惧，向李鸿章说明国王如何震惊，如何追查，总之一句话，决不认账，而且反问李鸿章：“中邦连陆，俄国隔海，求其庇护，有其理乎？”
“听说朝鲜有背华之议，我本欲提水陆数万东下问罪，后袁道电称朝鲜君臣有悔意，俄使又不认此事，这才罢兵。不过，金嘉镇等四人罪在不赦，勿再放还。”
然而徐相雨对此四人的罪名也不肯承认：“此四人罪名未明，因此有发配之议。俄使闻之，也说此四人无罪，谁肯服之？”
“朝鲜自办内政，与俄使何干，他又凭什么说四人无罪？”李鸿章自知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服徐相雨，只好以劝诫的语气让他回去后转告国王，亲贤臣、远小人，惩前毖后，勿再受小人蛊惑。徐相雨作为外衙门官员，更应匡正国王之失，勿生叛华之念。徐相雨不再争辩，看上去是一副受教的神情。
端茶送客后，陪同李鸿章会见的周馥说道：“中堂，看徐相雨如此坚持，莫非密函真的有异？”
“徐相雨此人不简单，反应敏捷，不卑不亢，真人才也。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李鸿章向来爱才，尤其是外交人才，不过他叹了口气，话题又回到密函上，“此人受朝鲜国王及王妃信任，真是袁慰廷的一大劲敌。如果密函有异，也只有闵泳翊能说得清，如今他不肯前来，看来要成一桩悬案。”
“如果说闵泳翊做手脚也能解释得通，那就是他想借大清之手除掉亲俄派，不然他为什么不肯前来作证。”周馥还是很疑惑。
“他为人臣，密通举报，自觉对不住李熙，不肯前来也说得过去。现在且不必去追究密函真假，他想除掉亲俄派，反正对我们来说有益无害。袁慰廷借此事端也算给了朝鲜君臣一个教训，也无失策之处。”
周馥为人谨慎，虑事周密，对袁世凯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就有废立之议大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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