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同时南下的还有唐在礼，只是两人互不认识。唐在礼是留日士官生，回国后进入直隶督练公所，后来又任参谋处帮办，一直受袁世凯关照。袁世凯被罢后，他被载涛派了个库伦兵备总办的差，驻到库伦，消弭外蒙古独立的倾向。他只当是被充军发配，在库伦无所事事。等袁世凯复出后，他立即请求回北京，被袁世凯派了个谘议的名头，到内阁官舍行走。后来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就派唐在礼南下向南京临时参议员们解释，希望能够改在北京就职。唐在礼赶到南京的时候，欢迎团蔡元培的报告已经早一天到了，也是建议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结果唐在礼的使命很容易就完成了，在袁世凯心里得了个“精明能干”的评语，一些秘密差使也愿意交给他办理。这次他的差使很简单，就是告诉杨士琦，设法贿买洋行的买办，到时候能够提供军火到货的准确时间和轮船班次就行。到时候就交给海军拦舰检查，然后强令开到天津。
袁世凯与唐绍仪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袁世凯希望尽快借到洋债，而唐绍仪则响应同盟会的要求，坚决不肯向四国银行团让步。于是，袁世凯邀请财政总长熊希龄“闲谈”。
熊希龄也是袁世凯的老相识，他是当年五大臣出洋时的参赞一直支持君主立宪，与张謇等人关系也十分密切。他能入阁，便是君主立宪派支持的结果。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叫统一党，宗旨是“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但立宪派向来是主张温和改良的，极力拥护袁世凯。
有了这份渊源，袁世凯与熊希龄的闲谈很容易就进入正题：“政府急需借款，但少川与四国银行团已经闹僵，如何打破僵局，秉三有何高见？”
闻言，熊希龄摇了摇头：“一开始我就不主张向比国借款，比华银行的实力如何能够与四国银行相提并论？”
“是，是，我极力敷衍四国，也是相借英美德法的力量，能够牵制一下觊觎东北的日俄。所以这又不仅仅是个财政问题，秉三，修复与四国银行团关系这副重担，我打算交给你担，意下如何？”
“只要唐总理能放手，我接过来本无不可。但是四国银行团监督财政的要求恐怕不会让步，如果大总统也不肯让步，那么交涉起来恐怕也是空耗时日。”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急需钱，没钱政府就转不动，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尽力去谈，到时候我会支持你的。”
隔天的国务会议再次讨论借款事项时，熊希龄发言道：“这件事情闹僵，根源就在比国借款。如果不向比华银行借款，何来如此苛刻的条件。”
唐绍仪立即表示反对：“四国银行之所以提出苛刻的条件，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便没有向比华银行借款一事，他们也会提出这些要求。”
熊希龄反唇相讥：“总理携三百万两巨款南下，花了个精光，到底花到哪里，也是一笔糊涂账，不要说洋人，就是国人恐怕也怀疑虑。”
唐绍仪驳道：“南方裁军已经近三分之一，所赖正是这三百万两，秉三何出此言？”
熊希龄又问：“解散了哪些军队，多少人，总该有个详单吧？”
“这是军事机密，当然不能详尽公布。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每笔款的用项，正是要借机操控我国财政，进而窥探我军事虚实，这正是我不肯让步的原因。”
同盟会的蔡元培支持唐绍仪，与熊希龄先是辩论，继而争吵起来，国务会议不欢而散。次日统一党主办的报纸上有一篇评论，矛头直指唐绍仪，指责他借款无计划，轻逞意气，以致辱己辱国，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一败涂地。看到这样的报道，唐绍仪十分生气，他拿着报纸找到袁世凯道：“大总统，我这个内阁总理已经被人骂得不成样子，还如何能够为国家尽责，我请辞。”
袁世凯接过报纸一看，扔到一边后道：“这算什么民意，不过是统一党的议员在狂吠罢了。少川，我原来就说过，政党政治的坏处就是打着民意的旗号，行自己的如意算盘。你不要当回事，如果有人骂几句这个总理就干不下去，那谁也当不了这个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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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语录:袁世凯的政治遗言